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译文万章问：“孔子在陈国时说：‘为什么不回去呢？我的那些学生弟子狂放不羁然而却倨傲怠慢，不断进取却没有忘掉根本。’孔子在陈国，怎么会想到在鲁国的那些狂士呢？”孟子说：“孔子认为‘如果不能得到言行不过激也不保守的相从方法，那必然只好狂放不羁或者是拘谨正直？狂放不羁者有进取精神，拘谨正直者有所不为也。’”孔子难道不想言行不过激也不保守的相从方法吗？因为不可以必然得到，所以取其次。”万章又问：“冒昧地请问什么样的人才称为狂放不羁呢？”孟子说：“比如琴张、曾皙、牧皮这一类的人，孔子就叫他们是狂放不羁的人。”万章又问：“为什么说他们狂放不羁呢？”孟子说：“他们志向大而自满，动不动就说‘古代的人怎样，古代的人怎样。’用常道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发现他们的言谈掩盖不了他们的行为。
狂者、狷者毛病都很突出，让人一眼可以看出，没有迷惑性，何况，他们也各有可取的一面。好好先生却正好相反，初看什么毛病也没有，很得人心，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实际上却是欺世盗名。所以，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深恶痛绝。最近报载提出反对“好人主义”，实际上正是呼吁大家来捉“好好先生”这偷道德的贼。可见，好好先生不仅古代有，现在也同样有。而且，既然已到了呼吁的程度，说明现在较古代更为严重也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狂者、狷者还是好好先生，都不是孟子提出来的，而是孔子分别在《论语》的《公冶长》、《子路》、《阳货》等篇提出来的。
在第三十三章里，孟子描述了五种人都是不能尽心知命的，之后，孟子又提出“大人”，亦是不能尽心知命的；在本章，则又讨论了“狂”者与“狷”者、“乡愿”者这三种人，其实都是不能尽心知命的人。而不能尽心知命，则就不可能有最佳行为方式。孟子之所以提出这八种人，目的就是在于要人们学会辨别，才能做到尽心知命。这些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都是正人君子，都是光明正大，然而骨子里却充满了个人的私欲。朱是红色，为正色，紫就是红得过分了，红得发紫，反而就侵夺了正色，盖住了正色。也就是说，清廉得过分的官员其实往往就是大贪官，他贪的不仅仅是一点金银珠宝，而贪的是最高的地位，一旦获得了最高地位，他也就会原形毕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