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

钱谦益成就

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与著名诗人睢阳袁枢（字伯应,袁可立子）多有往来。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作为史学家，钱谦益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梨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钱谦益主要作品

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论诗，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竟陵派”的狭窄，也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他一面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所以他既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又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周孝逸文稿序》）总的主张，是认为写作必兼具“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冯定远诗序》），“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朦胧萌析”（《虞山诗约序》），然后流露；既要能“陶冶性灵”（《范玺卿诗集序》），又不能抹杀“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谓铺陈始终，排比声韵者”（《曾房仲诗序》）。

钱谦益生平

三起三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时典试浙江，转右春坊中允，参与修《神家实录》。后大魏忠贤罗织东林党案牵连，削籍归里。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天启七年丁卯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他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第二年（崇祯元年）七月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但三个月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

钱谦益评价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乾隆帝将钱谦益列为《明史·贰臣传》之首，并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钱谦益介绍

钱谦益（1582年—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明末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瞿式耜、顾炎武、郑成功都曾是他的学生。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编修，参加过东林党的活动。崇祯元年（1628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后被革职。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仕清以后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史学、佛学，是为东林巨擘，一反明朝公安派与竟陵派文风，倡言“情真”、“情至”。崇祯元年（1628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遭温体仁、周延儒排挤，被革职。崇祯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