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译文孟子说：“如今侍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替君主开拓疆土，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君主不走过去的道路，不立志于爱民，而是求富贵，就等于是富有的夏桀王。又说：‘我能替君主盟约其他国家，打仗肯定能取胜。’如今所谓的这些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君主不走过去的道路，不立志于爱民，而是求取强大，就等于是辅助君主当夏桀王。按照现今的道路，而不改变当今的恶风劣俗，虽然把整个天下给他，他连一天都不能占据。”注释1.乡：《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乡师而哭。”《论语·颜渊》：“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这里用作动词，读向（xiang），意谓过去、刚才之意。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还是对“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的举例，能替君主开拓疆土，充实府库；能替君主盟约其他国家，打仗肯定能取胜，就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吗？其实这只是助长君主的贪欲罢了。君主如果有了这样的贪欲，作为人，其臣下也必然是贪欲的。这样的臣子鼓励、怂恿君主取得荣华富贵，其实他是自己想求得荣华富贵。因为上级都荣华富贵了，下级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取得一部分荣华富贵。如果上级不要荣华富贵，那么下级也不敢去求取荣华富贵。如果上级求取到荣华富贵，而不让下级也荣华富贵，那么这个上级就危险了。所以过去的治国之道不是这样的，虽然孟子没有在这里叙述过去的治国之道，但他的思想中心是称颂三王，是爱民，这与孔子的思想是一样的，《论语·八佾》：“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从周，就是过去的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