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阳虎，阳货，鲁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虎之言此，恐为仁之害于富也；孟子引之，恐为富之害于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译文滕文公询问有关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说：“人民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诗经》上说：‘白天赶紧割茅草，晚上搓绳到通宵。抓紧时间补漏房，开年又要种百谷。’人民百姓的生活道理是，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如果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就会放荡任性，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等到陷入罪网，然后对他们施以刑罚，这等于是设下网罗陷害民众。哪里有爱民的国君当政，却干出陷害民众的事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必须谦恭俭朴，礼贤下士，向百姓征税有制度。阳虎说过：‘能富贵的人都不仁爱，能仁爱的人都不会富贵。’夏朝时每家授田五十亩而实行贡法，商朝时每家授田七十亩而实行助法，周朝时每家授田一百亩而实行彻法，实际上征的税都是十分取一。什么叫彻法呢？彻就是抽取之意；助就是凭借之意。
怎样行善？怎样以身作则？孟子接着在本章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案。孟子要求统治者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为人民百姓制定恒产，这就是一种最佳行为方式。孟子曾对齐宣王谈过这个问题（见《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认为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这是从安定社会秩序出发，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而作的辩护。因为，自从夏启王天下以来，天下成为一个人的私有，私有制便从此蔓延和生存下来，而且愈演愈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一种社会制度。孔子之所以失意，就在于他本人和他推崇的圣、贤、善人，都是不大赞成私有制的，尤其是不赞成绝对私有。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私有，土地私有大发展、大混乱的时期，如果说在西周还是周天子一个人的天下，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就成了诸侯们的天下，大夫们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