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译文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正直廉洁之人吗？居住在於陵，三天不吃饭，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井边有棵李子树，金龟子的幼虫已蛀食大半，他摸索着爬过去取来吃，吞咽了三口，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人士中，我必定是把陈仲子看着顶呱呱的人。然而，仲子怎么称得上廉洁呢？如果要推广仲子的操守，那只有变成蚯蚓才能做到。那蚯蚓，吞食地面上的干土，饮用地底下的泉水。而仲子所居住的房屋，是象伯夷那样廉洁的人建造的呢？还是象盗跖那样的强盗所建造的呢？他所吃的粮食，是象伯夷那样廉洁的人种植的呢？还是象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种植的？这些都还不知道哇！”匡章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他亲自编织草鞋，妻子开辟纺织麻线的事，用这些去交换来的。
这一章可以当作讽刺文学来读。陈仲子是齐国著名的“廉士”，可孟子却认为他的作为并不能算是廉洁，尤其是不能提倡、推广他的这种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做得太过分了，是一种走极端的行为。孟子尖刻地讽刺说，要做到他那样，除非把人先变成蚯蚓，只吃泥土，喝地下水，这才能够做到彻底“廉洁”。而真正要用这种“廉”的标准来衡量，就是陈仲子本人也没有能够做到。比如说，他住的房屋，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建筑起来的哩；他所吃的粮食，还不知道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甚至强盗一样的人种植出来的哩。何况，他离开母亲，不吃母亲的食物，但却还是要吃妻子的食物；他避开哥哥，不住哥哥的房屋，但却还是要在於陵这个地方来住房屋。
本章是全篇之总结，从第一章“枉尺而直寻”到本章，孟子一直在阐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既不能“枉尺而直寻”，亦不能“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而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因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而“士之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如果“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因此孟子以“功”——成效，也就是价值，来说明一个人凭什么来求得衣食。也就是说，一个人之生存，并不一定要亲自劳动，亲自耕耘，而要看其所做的事是否有价值。如果对人民有价值，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又跟随着几百人，在客馆里吃遍了诸侯各国，也不以为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