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译文孟子说：“伯夷这个人，眼睛不看丑恶的色彩，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信任的民众，不役使。国家有治就积极进取，国家混乱他就退避隐居。横暴放纵的政事出现的地方，横暴放纵的民众居住的地方，他都不能忍受在那里居住。想象着和乡下人相处，就象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污泥炭灰之中一样。在商纣王的时候，他住在北海之滨，以等待天下能够清明。所以，听到伯夷这种风范的，痞顽的人也会变得清廉，懦弱的人也会树立志向。“伊尹说：‘为何侍奉不理想的君主呢？为何役使不信任的民众呢？’国家有治积极进取，国家混乱也积极进取，他又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使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使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生育这些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这个尧、舜之道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显然，孟子给了孔子以最高赞誉。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本篇仍是对最佳行为方式的讨论，孟子举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这四个人为人处世的例子，就是想要说明一个人为人处世的道路和行为方式。伯夷的行为方式对不对呢？孟子虽然没有批评他，但实际上却不赞成他；而伊尹呢？却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上天生育这些民众，使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使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生育这些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这个尧舜之道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伊尹就是这样自愿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肩头的。而伯夷却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也就如同佛教中的阿罗汉、辟支佛一样，只顾自己的清高廉洁，只顾自己的心境安宁，而不顾天下苍生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伊尹很相象的是柳下惠，然而他只是一个能和同于人的人，却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