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里，母亲的心脏做了两次大手术

 

作者：余娓

 

父母离婚时，我们被拆成了两份，哥哥和我跟随父亲，弟弟则归了母亲。

有一个伯伯是父亲的好朋友，他关心我们，时常来坐坐。伯伯坐上两个时辰也说不了几句话，但他的妻子要来，看见她，我就害怕。她曾经当着我的面，对我奶奶说：“……虽然我家里是两个女儿，如果是儿子的话，将来，这样家庭出身的女孩儿是绝对不娶的！”她的优越感是充分展示并享受了，奶奶则又一次以泪洗面，我的尊严受到了轮番践踏。

我爱好文学，父亲那时候正好从剧团调到了南城文化馆，这个筹建中的小单位有个小小图书馆，借此，我看了不少小说。信手涂鸦，我偶尔会在自己的草稿本上留下心目中主角的形象。有一天，班主任找我，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证据就是我抽屉的草稿纸上画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她语重心长地教育我：“父母离婚的孩子更应该懂得自爱。”

继母走进我们家之前，我和哥都已经被教育得完全失去了自我，“听话”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关于她，父亲是这样介绍的：“她原来是织带厂的工人，后来才到了工业供销总公司。她身体不好，有先天性心脏病，你们要对她好，她也会对你们好的。”大人们决定了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只有接受的份儿，一切顺其自然，真要是发生了虐待我们的事件，或者，将来生了弟弟妹妹，家里变得鸡犬不宁，那也是命中注定。

岁月就这么过了，恶劣的情况都没有出现。我们结婚、生子、忙于各自的工作，那边一直有个母亲在陪伴着父亲。哦，对了，她过来没多久，父亲就问我们：“‘阿姨’叫着多难听啊，什么时候改叫‘妈’好吗？”我们当即改口。

母亲有个哥哥在天津，是50年代浙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院的，兄妹、姑嫂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所以到晚年，父亲退休后，他俩都喜欢谈起到北方过冬的事。偏偏父亲这边还挂着些工作，故头一次是二老同去，第二次就把父亲一个人扔下了，她有点生气。每天晚饭，父亲到我家来。父亲习惯饭前喝点儿小酒，至于酒菜，他是节俭有些年了，哪怕我摆上满桌的佳肴，他也只是品尝而已，筷子往往只伸向日常的那两盘。有了酒的佐助，就有了话题的蔓延。父亲搛起一段碧绿的西芹，停留在了半空，“现在炒菜的原料跟当年的也有所不同了啊，居然都脆脆松松的！我喜欢芹菜的味道，但它吃起来容易生渣，你知道你妈都是怎么处理了再烧的吗？她一根茎一根茎地剥离，不剩一丝儿夹牙缝……”说完，才把这段西芹送到嘴里。他不是嫌弃我，西芹没有这个问题，他是想念她了。

 

 

 

这些年里，母亲的心脏做了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换瓣膜，主刀的上海专家说：“最理想的状况，可以维持十五年。”当时我女儿才读一年级，在手术室外，人生头一遭经历了为亲人牵肠挂肚的过程，一半文字一半拼音地写下《奶奶生病了》一文，后来被老师相中，发表在她们广场路小学的校刊《读书乐》上，印象深刻。第二次，相比而言规模小一点，就在父亲去世前大约两年，由本地医生做了“搭桥”手术。但此后，她总是感觉不好，父亲在时，就陪她住了好几次院；父亲不在了，我们陪，入院的频率很高很高。

我们叫来的保姆，长的待个半年，短的一个月就被打发走了。里头有双向的选择，她这一方面，我觉得和她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她跟着我父亲过了几十年的苦日子，现在付钱让人伺候她，心理上有点难以适应……在前一个保姆和后一个保姆之间，她总要空出来，一个人“自由”一小截。某次出院后，她把我们兄妹三人叫到一起，说：“我和你爸爸总共就这些积蓄，我准备把它分成三份……”弟弟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她说：“你对你爸这么孝顺！这一点给孩子，作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