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明：母亲的背 | 美文阅读

母亲原本挺直的背何时渐渐弯曲的呢？很难确切地说清楚。也许是在她和祖母艰难地支撑这个家的时候，也许是在她将六个儿女拉扯长大的时候，也许是在她伫望着孙辈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是在她笑迎重孙辈一连声喊“太太”的时候。

母亲十六岁嫁给父亲，新婚不久，父亲就外出工作，成了家里的“稀客”，母亲便和祖母操持这个家庭。祖母主内，母亲主外，积肥、插秧、浇灌、锄草、收割、打场、挑粮，田里、地里、场里的活儿，她样样都干，而且样样都干得出色，——她是十里八乡出名的能干人。

其时，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快车道，“多快好省”“超英赶美”逐浪高涨，作为共青团员、妇女队长，母亲从不惜力，奋勇争先，满腔热情地带领青年突击队展开劳动竞赛，鼓动三八突击队顶起半边天。即使在只能喝上野菜粥，走路都能“飘起来”（母亲的话）的日子里，母亲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依然汗流浃背地走在劳动队伍的最前边，领着大家把歌声唱到最嘹亮悦耳，把口号声喊到最振奋人心。现在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让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是她作为妇女代表出席全县的劳模大会？是她胸前佩戴的鲜艳的大红花？是她肩头搭上的“劳动光荣”的白手巾？——我知道，这是母亲年轻时获得的最引为骄傲和自豪的荣誉，虽然她从来没有提起过，就像轻轻擦去额头上的一滴汗，就像悄悄拂去掉落在衣襟袖口上的一根白发。

 

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回到家里还要帮助祖母做家务。祖母年幼时就缠小脚，干不了承重的活，母亲每天一清早得到庄前的土井里挑满一缸水，经常要挑着稻子到一里多地的加工厂去碾米，有时候还要到近十里地的街上去磨面、卖柴草——这在其他人家都是男人们干的活。一次，五更天被母亲喊醒，陪着她去街上磨面，我背着半小口袋麦子，母亲挑着笆斗，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到日上三竿才赶到街头粮站加工点。那一天加工面粉的人很多，排成了一条长龙，母亲和我随着“龙尾”缓缓朝前移动，等加工好面粉走出来，四周已漆黑一片了。母亲挑着面，我背着麦麸子，踢踢绊绊地往回走。肚子叽里咕噜地叫，我咬牙忍耐着，我知道，挑着担子的母亲一定比我还饿，她的影子分明已有些摇摇晃晃了。

也许，在母亲看来，这是极其寻常的事儿，她是把所做的一切当作一种责任，义不容辞的。

母亲任劳任怨地承托着这个家。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在县城读师范，弟弟妹妹们也只刚到读书年龄，仅能做点辅助性的家务，家里田地耕种、扬场、卖粮、砍草主要靠母亲一人。她每时每刻都不闲着，趁着月光在田间拔苗，顶着烈日在地里锄草，冒着暴雨在场上收稻，浸着露水在山上割草……常常都是祖母喊着催着，才拖着两腿泥水来家吃饭，有时候还让祖母把饭菜送到地头上吃。冬闲的时候，母亲也未闲着，修田埂，挖地角，铲草皮，谋划着来年的种植。看到别人家翻盖了新房，母亲便和祖母商议，在老屋的西岗边另起一宅，盖几间房为孩子们长大了备着。地基是母亲亲自开挖的，基石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到处捡来的，墙头也是母亲领着我们用泥土垒起来的。挖松岗上硬土，用榔头砸碎，泼上水浸泡透，撒上剁碎的干稻草和红麻根，高挽裤脚用力在上面踩踏，直到把泥土踩和得又黏又稠，母亲抡起铁叉教我们垒墙，垒一层，踩严实，再铺上一层稻草，接着垒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回只能垒一尺多高，待晾晒干了之后才能继续垒。记得那年初冬赶在上冻前，墙头已垒到一人多高。母亲常常手持铁锹，在土墙的四周里左看看右瞧瞧，脸上漾着笑纹，——她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就像端详着自己一天天长高长壮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