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艰苦岁月

           

 文/王潘

 

      我的母亲今年86岁了，但她还很硬朗，能自己做饭，洗衣服。我每天起来问候母亲一句话后，就匆匆地上班去了，有时不经意的转脸瞬间，望了母亲驼背的样子，望着母亲眺望着我的眼神。我都会自然地想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母亲把我们兄妹五人抚养大的一幕幕。

       我是家中的老大，记得小时候的有一天，母亲起得很早去割草。正巧镰刀从荆条上弹到母亲左手的中指上，鲜血直流。回家后母亲洗衣服，感染了伤口，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我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叫我去学校找父亲，我从东边跑到西边，好不容易找到父亲，抹着眼泪哭着说：“爸，我妈的手肿了。”父亲却随声应和着说：“你先回家，我就去。”我的父亲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校长，虽然离家很近，但他吃住在校，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我和母亲等啊等啊！在母亲阵阵的呻吟声中，在母亲和我们的啜泣声中，我们等到晚上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家，等来了母亲的左手中指严重的感染。后来，在舅姥爷的帮助下，我的母亲从灵璧奔到泗县也没有治好感染的手指，最后只好截肢。从此，我母亲的左中指成了终身的残疾。

 

       母亲的左中指虽然残废了，但是我的母亲在生产队里还是个好把手。她插秧，锄地，割麦，打场……样样活都跑在前面，他撑起了家里的一片蓝天。

 

     那时候，土地属于生产队的，人们每天下地干活计工分，一天满勤是八分，年终分红按工分多少分粮食。我的父亲是校长，在学校食堂搭伙吃饭，基本不沾家，全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干活挣工分。因此，我家是全队的最大的冒户，年底分红最多只能分半袋细粮。但是，最庆幸的是队里分白芋时，不是按工分分的，而是按人口数分的。我和母亲每次把分到六口人白芋运到家后，母亲在月光下用石刀切成薄薄的片子。第二天，当东方刚刚呈现鱼肚白的时候，母亲就把晚上切好的白芋片子，一篮子一篮子地挎到东湖，像撒种一样，均匀地撒在空地上，等着太阳暴晒。晒了几天后，那薄薄的白芋片子向上翘起了，像小喇叭似的，用手掰断它有“咔嚓”的响声，说明白芋片晒干了。于是，我放学就早早地回家和母亲一起捡晒干的白芋片子，直到天上布满了星星，我们才回家。回家后，母亲把晒干白芋干用带薄膜的袋子装了起来。每到冬天来临，母亲把这些晒干的白芋干子，放在一个像锅一样凹下的石墩子里，里面还放着带着把的圆圆的石头做的锤头，母亲用九个手指头抱着锤头的把，像打桩似的，提起来放下去，再提起来再放下去，这样，就把白芋干砸碎了。我有时凑热闹地握住妈妈攥锤的手，使尽吃奶的劲向上提锤，并且吆喝着：“哎呦哎呦，向上提喽!”；我有时调皮地帮母亲擦去额上晶莹的汗珠。捣碎白芋干后，母亲把它背到磨面坊，把白芋干磨成干面粉，然后配上少量的精粮面合成面团，为我们制出冬天度命的主食----白芋煎饼，让我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让我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我还清楚的记得，母亲把大锅揭掉，从邻居那里借来了铁鏊子，卡在我家的锅腔上摊煎饼的情形。摊煎饼开始了，我坐在锅灶前添柴草，红红的火舌不断地顺着锅门口向外延伸，母亲从黑泥盆里抱起一团白芋面团熟练地放在鏊边，随后用双手迅速地沿鏊边滚动白芋面团，并逐渐地向中间收拢，当白芋面团滚到鏊心的时候，母亲再从鏊心用力抱起已瘦了一圈，上面还刻下稍微凹陷的面团，“啪啦”一声扔进泥盆里，盆内的面团不断地向上冒热气。母亲全然不顾，转身拿起锅铲子，顺着鏊子的四周轻轻地铲起，然后用一根长长竹片子插入已结成煎皮的底部在鏊子上荡着，片刻，一张薄薄的白芋煎皮饼已经制好，母亲双手顺势捏住边缘，用力一甩，一张张薄薄的白芋煎饼稳稳当当地从鏊子上飞走，老老实实地睡在又大又圆的秫秸簸箕里。有时，母亲用那尖尖的竹片，从那正荡着的煎饼上刮下几个软软绵绵的面溜子，轻巧地刮在盆沿上，等到凉到不至于烫手的时候，面溜子就成了一种与煎饼不相同的甜食，被母亲赏到我的肚子里。有时候，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在摊白芋煎饼之前，早早地把萝卜、蒜苗等之类的东西，用刀切成既细又短，放在小盆里，再放上点盐和油搅拌好，等到厚厚的一沓白芋煎饼快大功告成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制作菜煎饼。母亲在一张白芋煎饼马上熟了时候，就立即把开始准备好的菜料，用筷子撅在煎饼上面的一边，然后用长长的竹片挑起煎饼的另一半，压在有菜的煎饼上面，稍等一会，再用竹片轻轻地压挤煎饼，伴随着挤出水汁在鏊子上发出的“吱吱”声，一张带菜的煎饼熟了，母亲用手和竹片连捧带拖地移到秫秸拍子上。我这个小馋猫还没等母亲同意，掐掉一块就吞，烫得我捂着胸口，张着大嘴，不断用手扇从嘴里冒出的热气，母亲在一旁哭笑不得地说：“叫你等一会，你就是不听话，张开嘴给我看看，嘴唇是不是烫破了？”母亲就是这样，哺育着我们五个人慢慢地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