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从想吃“最好吃的”说起》

鸡西作协 文/胡海平

 

       现在的人们生活水平真是提高了，口福更是没的说。不论老人和孩子再也不愁吃喝，病人想吃点可口的也没有问题。只要不缺钱想吃什么即使是五更半夜也能买到，交通发达的今天想吃全天下的美味，只要有卖的就一定能吃到嘴里，平时大家每天的生活标准都不低，因此现在人们不再盼过年过节，年节味道越来越淡就很好理解了。

然而在五十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从那些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还尚存苦涩生活的记忆，那些年代里物资贫乏，生活贫困；全民实行计划经济，买啥都要凭票供应，那样的日子虽然过去了半世纪了，但留在有些人心里的苦痛是不可能彻底忘却的吧。

我恰恰是在 六十年代里出生的，而且是生在偏僻的农村，记忆中小时十岁前好像每天就没有彻底吃饱过 ，我家人口多，兄弟姊妹有六个，仅靠父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年底分口粮度日，在宁长无产阶级的草，不长资产阶级的苗的疯狂政治氛围下，种经济作物，搞小开荒，搞养殖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被斗私批修。我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还是凭票供应的，我记得那时买东西都要凭票，有豆腐票，鸡蛋票、粮票、布票、香烟票、白酒票、鱼票，有些票也只有在过年时才按人口和户口发放。就是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家就没买到凭票供应的鱼，过年没鱼是不行的，我母亲只好用面做了面鱼摆在饭桌凑数。那时平时家里很难吃到细粮，所谓细粮就是大米和白面，队里每年只发给各户一点点细粮，猪肉什么的更不敢奢望了，只有生产队里在割麦子的时候杀一头牛，蒸些馒头，给抢收麦子不能回家住在外面的社员分点做熟的牛肉和馒头，而每家也只能去一俩个人，因为考虑家里人都没机会吃到这些好东西，所以他们都从自己嘴里省下一部分，让人往家捎回来给自己家里人尝尝。要不就是队里死了牛马，才能每家分几斤肉。到了七十年代国家政策稍有松动，可以养一定数量的鸡鸭和猪，但多养了或者没卖给公家交任务就一定被严办，小编我曾经写过发生在我家的事，就是因为我家里多养了一头猪没卖给公家，我父亲还被游街和劳教一个月呢。

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吃的，也不清楚还有什么比肉更好吃的东西，只知道掐着手指头盼过年 ，因为过年才能见到荤腥，七十年代中期后我家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因为大姐姐和大哥哥都能帮助父母去生产队上班挣公分了，家里欠生产队的钱不多了，我们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多去野外采野菜，家里可以偷偷多养几只鸡鸭下蛋卖钱了，那样我家过年时养猪杀了，除了卖一半给公家，另一半就可以自己家留着过年或者腌腊咸肉放着夏天吃了。就是这样过年能吃到肉的时候，也只能吃到正月初三吧，过了初三只能吃杀猪时洗肉水和烀过年吃的肉留下的老汤烩酸菜了，年过后只有大的节日我们才能闻到荤腥味，大的节日母亲会把咸肉拿出来炒点菜，再就是家里谁得病了，才能吃点带肉的菜，我们家人过生日吃的只能是两个煮鸡蛋和用大米与小米掺杂做的二米饭。即使我爸爸有病了，我母亲也只能拿出一点咸肉泡淡了剁碎了放点葱花给我父亲蒸着吃，这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每当有这事时，我们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一钵散发着难得一闻香味的肉羹直流口水，父亲每当看到我们这样的样子，总是给我们每个人用筷子夹点吃。我们就迅速得狼吞虎咽地咽下，甚至都不嚼啊。那时作为家里年龄倒数第二的我，心里有多馋就可想而知了。七十年代后后期我家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秋天里家里有了相对足量的豆油了，我母亲就在腊月二十八以后用豆油炸干果，所谓干果，就是用油炸的面食，如小麻花、套环、菱形面块等等，而炸好这些东西也只能在正月里吃，或者招待家里来的客人吃，但这却给我们这些馋鬼孩子们创造了机会，我们常常会借故在拿到家里仓房钥匙时，偷偷的去仓房抓几个放在筐里的干果解馋，即使被母亲发现了也只记得吃不记打呢！有时甚至能够发现母亲偷偷放在仓房的冻熟肉，即使那肉冻得梆梆的我们也不管不顾的会偷偷拿一块啃上几口。最后被母亲发现还抵赖说是老鼠咬的，呵呵呵，你说我们那时都馋成什么样了。就在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长大了或者家里有钱了，一定在过年准备好多好多的肉，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也最好让我们那些馋孩子每个人都能分得一大块熟肉，我们就每个人坐在自家炕上不慌不忙的吃，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