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友：挑圩纪事 | 往事悠悠

第一天，所有去挑圩的人都要到会计那儿申请工分。十斤泥土一分工，依此类推。我都十四岁了，想涨工分，早就在家里试了多次，信心满满。哥哥帮我申请五分工，他自己十二分工，嫂嫂九分工。等大家申请好之后，队长便召集社员开会，通报各人工分申请结果，宣布挑圩纪律。凡是申请加工分的，每天至少称二次，连称三天，斤两少一两次的没关系，每次都超过的，达到十斤的加一分工，次次都少的扣；没申请加工分的也是如此；不管是谁，一天少挑五担土的扣一分工。

那杆红油油的大秤犹如卫兵一般直挺挺的直立在圩埂上，时刻提醒社员们别耍滑头。老队长汪伯伯负责及时的平整我们挑上去的泥土，当我们起肩时，你就会感觉到他那深邃的目光在注视着你。有时候我们还在半途中，他老人家忽然高喊一声：“都停下来！”这时，社员们都士兵似的齐刷刷放下担子。老队长径直来到他早就选定的目标，沉着脸：“称称你的！”不用说这位肯定是不足斤！当众被宣布扣工分是很丢人的事。那时整个大队乃至一个公社聚集在一起进行大会战！圩堤上黑压压的人群。老队长也不情愿这么做啊。你不杀猴子鸡是不怕的。人人都偷奸取巧，生产队的进度直接影响大队的进度。生产队长、大队长都得挨剋。那次汪伯伯也称了我们几个小毛孩，我比前几次还多了好几斤呢。他老人家当场宣布给我们涨工分，明年我干大农活就挣五分五厘公分，我就是半劳动力啦！

 

挑圩是很累人的，但场面却令人兴奋。工地上人山人海，参差不齐的红旗迎风招展，“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随处可见。专人打夯，我们在筑西滩圩埂时，公社副书记王家强，对打夯要求极严。打夯的选手都是体格健壮的中年人，打夯的印子必须一个挨着一个，有专人在上面撒石灰。喊号子的是我们大队唱庐剧的头块牌子薛，他是我们大队业余庐剧团的掌门人，专演包拯一类的角色，有次唱《二朵梅》，他太投入了，自己哭得泪人似的，台下的戏迷更是如丧考妣一般，哭声一遍。他喊的号子韵味十足，一句押一句，都是现场根据挑圩的劳动场面即席发挥的。他的号子铿锵有力，有板有眼，十分押韵，听起来令人振奋，好多庐剧迷都故意借上厕所，换衣服，喝水躲在那儿竖起耳朵听老薛喊号子。王家强指定每天给老薛十二分工，从公社的摊派项目中扣除。“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唐 杨万里《《圩丁词》》）成了当时一大人文景观。

上午和下午各休息一袋烟的功夫，中午吃饭，休息时间要长得多。圩夫们多以各自的方式休息。坐着闲聊的、躺着假寐的、什么姿势都有。小伙子们是不安分的，掰手腕的、扭扁担比赛的，还有赌狠的。用土箩筐子装上两三百斤重的泥土，比谁有劲，谁挣起来来了谁就把赌资揣到怀里。这种场面围观的人较多，起哄的人更多，那场面并不亚于电视上那些怂歪歪的拳击比赛。比狠的大都是那些正在藤缠树的未婚青年，他们故意在一众人面前展示实力，所获得的赌资不一会就通过中间人，悄悄的进了女孩子的口袋。

女孩子如何处理心上人送来的礼品，在当时极为讲究。如果是两人刚刚相处，女孩子就立马分给小姐妹们共享；如果是处的比较铁，女孩子会用来孝敬父母，借以打听父母的态度；如果是小伙子一厢情愿，女孩子会巧妙地找个理由把礼品转送给他的家人，不显山不露水，双方心知肚明。赌资一般是参与者共同出资购买的麻饼、酥糖、鸡蛋散子之类的糕点。香烟是没人敢用来做赌资的，除非他故意想气气有隔阂的意中人了。如果真有人以香烟做赌资，是没人和他较量的，如果有，这个人一定是他的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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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圩最快活的是第一天的公社动员大会和最后一天的表彰大会。公社动员大会和表彰大会各有特色。会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还有口号，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学大寨，赶萧县，一年学，三年变”。每个大队都在书记和大队长的率领下高举红旗步入会场。公社书记做动员报告，大队、生产队代表表态，各个大队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表彰大会是公社书记做总结报告，先进大队、生产队代表讲话，县水利局领导给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发奖状和奖品，然后是文艺表演。十六岁那年冬季挑圩我还获得了一顶崭新的草帽，当时比小二黑娶媳妇还高兴呢！公社动员大会和表彰大会的最后一项都是聚餐。这可是保留节目，即使是在反修防修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也没废除！当时的公社副书记王家强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社员们吃得不仅仅是猪肉，是党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