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的特殊恋爱

 

 

我们俩同读一间中学，一起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同一个班。那时我刚满十七，他十八。

 

他很随意大方，对人处事能恰到好处，看问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冷静；又很幽默风趣，模仿他人维妙维俏，在他周围不时会听到爆发般的笑声。

 

可当时，我们队的知青却“男女授受不亲”。我因家庭问题备受留难，有来自不谙世事的知青，也有来自爱看热闹的人们，更有来自“官方”的人物，我常常因此独自垂泪。看见我红肿的眼睛，他说我不值，总劝我放开点，有时也特意和我说说笑话让我宽心。就这样，闲话出来了，这可不是好玩的，从此我们就象冤家似的互不理睬，远远看见也绕道走开。

 

后来，他因“根正苗红”被调到场部参加了工作组。这是一个最为人羡慕的工作，且前途不可估量。然而，他不懂得珍惜这难得的政治生命，更不会自我表现。两年后，工作组的全部知青都入了党提了干，只有他一人被“发配”回生产队。

 

我们又分到同一个班。接触的机会多了，我心里渐渐有了他的影子。开始留意他弹奏吉他的深沉，喜欢听他用高亢洪亮的嗓门唱：“静静的晚上，月光多明亮，啊朋友们，划起了小船……”。当时农活十分繁重，上山给树苗浇水，一天几百挑那是平常事，劳动时间几乎是一分一秒数着过的。但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时间变快了，他给我讲故事，说笑话，让我猜谜语，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体力不支，他就尽量干快点，腾出时间帮我的忙。

 

那时每月的工资只有24元钱，除了伙食费和日常支出外，还要存钱回家探亲，日子十分紧巴。女知青一年下来一般能剩下二、三十元，而男知青却基本分文不剩。我身体不好，他却花了仅有的积蓄买了鹿茸给我吃。我那从未“补”过的身体一经注入这“奢侈品”，脸色竟红润了好几天。毕竟是“长贫难顾”，这钱就象打了“水漂”。我看书揣摩学会舞剑，但没有道具，也买不起，只能用木棍来替代。他利用好多天的休息时间到木工房为我做了一把象模象样的木剑。那一天，当他把这意外的惊喜给我时，却见他的手用绷带包扎着，白色的绷带上仍渗出丝丝血迹。我的心在颤抖，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不小心削了一下。

 

我俩关系密切的消息传到了队长耳朵里，他被队长“请”去作了一番严肃的批评，要他牢牢记住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后代，他与我是门不当户不对，如继续下去不但会影响前途，而且对他家里人也无法交待。要是还执迷不悟，推荐读书或招工都不会考虑他。队长的干预使我俩的接触迅速从半公开转入了“地下”。

 

我们也“人约黄昏后”。既然是“地下活动”，总得有一个暗号。每逢此时，他在离我的宿舍约一百米处用力拍三下巴掌。很多时我们相约在芒果园。

芒果园很大，喊吧，可能会被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吹口哨，他一声，我一声，有时长啸，有时学鹧鸪鸟叫。我那压抑的心这时感到一点宽慰，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更加彷徨：以后怎么办？真的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他能否经受得住舆论的压力？他的父母能接受一个“右派”的女儿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但事在人为，凡事靠我们自己去争取。我们要定好今后的目标，头一个目标是──回广州！”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天气分外爽朗。我俩漫步来到草坡上。刚一坐下，我按着草地的右手忽然感到一阵钻心的刺痛。“哎呀，肯定是被毒蛇咬了。”我强打精神，拉着他急忙回去查看。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只见小指旁有两个红肿的但距离不很宽的伤口，很明显是被蜈蚣咬了。我们急忙去卫生室，谁知卫生员到场部开会去了。我们找不到解药，也不敢对外声张。那一晚，我咬着牙和泪半躺在床上，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工时，疼痛加困倦使我几乎晕倒在地。被蜈蚣咬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只要看到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在床上翻滚哭叫的情形，你就会不寒而栗。可能我“运气”还算好，碰上的蜈蚣不太大，但我压根儿没资格象他们那样大哭大喊，更不敢让别人知道。就这样，没有休息，没有用药，我终于挺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