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他家的餐桌

 

吴树民

 

碟的不同

 

 

 解放之初，我父亲弟兄三分家，不知咋样分的，我家没有分到一粒粮食，立马断顿了。简陋的餐桌上空空荡荡。母亲拉着4岁的我，去离我家很近我婆的娘家混吃的。人家家里也不富裕，就给我娘儿俩炒了两碗豆渣。豆渣虽然吃起来有一股浓重的豆腥味，但是吃下去肚子就不会咕咕地乱叫了……

 

 合作化时，我家的几亩地加入了互助组，后来又成立了生产队、人民公社，麦子大都缴纳了公购粮，每人只能分个几十斤，自然十分稀缺稀缺，玉米等杂粮还勉强够吃。春天青黄不接之时，母亲就会带着我，上山挖野菜，下地掐苜蓿，和粮食掺和着吃。那时候，餐桌上的野菜，就是生活必需品的一部分。

 

 

 “困难时期”(1960-1962年)，粮食短缺，国家提倡“瓜、菜、代”，在我的故乡——八百里秦川一隅，麦面竟成了奢侈品，玉米面竟成了珍稀品，麸皮、黍舀(合字tao)黍、野菜、萝卜缨、榆树皮几乎成了常用品。南瓜、萝卜等竟堂而皇之地变成主食。每次吃完玉米珍野菜糊糊，都要用手指顺着碗里转着圈刮一遍，刮不上的地方，就只能用舌头舔了。那时候农村吃饭，三五家都会汇聚在大树下或者门墩旁，边吃边谝，吃的饭菜，鲜有让人不倒胃口的。

 

 绝大多数人端的的菜肴，都是“陕西十大怪，辣子一盘菜”，一年四季都有，只是没有油泼，放点醋搅和搅和。有的家庭，把挖回来的野菜，蒸成麦饭，或者焯水凉拌，放点盐，加点醋，就是上品了。每逢周日或者寒暑假，从学校回家，一年四季，总是和母亲一起去找野菜：春天，水地喂牲畜的苜蓿芽，旱坡上的榆钱钱，沟畔的杨槐花，麦田的荠荠菜，就是上等好菜。夏秋两季、灰条、刺荆、马齿菜、枸杞芽、苦苦菜、扫帚菜等野菜，弄回来，老的喂猪，嫩的上桌，就很不错了。我上学校带的玉米面馍馍老是绿呼呼的，里面有一大半都是野菜。有一个多月，我在学校一日三餐吃的全是红白萝卜和萝卜缨缨做的麦饭，以致偶尔放个屁都是一股萝卜味！挖野菜的也不是我们一家，农村人挖野菜的比比皆是，城里人也下来抢着挖。只要有野菜的地方，婆娘女子娃娃也是放眼遍地。有时为一点野菜，你争我抢，甚至发生口角、厮打。粮食很少，野菜吃得不少人脸色蜡黄，我们村的个别一家人甚至吃得吐绿水……冬季，除了踏着冰雪到野地去挖鼠洞的粮食，餐桌上就只有各家自己腌的萝卜白菜了。逢年过节，偶尔拿肉票买斤把肉，还得赔着笑脸企求说：“师傅，给咱打肥些的！”为啥？肚子油水少呀！

 

 那年月，当官的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不差上下。一个月，十数八天能吃上玉米面片片、玉米面贴饼、玉米面搅团，那就烧高香了；如果再能吃上一两顿掺合野菜的麦面蒸馍、麦面花卷、麦面面条，那就偷着乐了；过年能吃上一回白菜猪肉或萝卜羊肉饺子，那可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有一年过年吃饺子，我不慎将一个饺子掉在地上，心疼啊！我正不知怎么办，母亲捡起来用水冲冲吃了。从此，代代效仿，竟成了我家珍惜粮食的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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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状况有所改善，干部每月供粮28斤，但米面比例低，一个月难得吃几次面条、包子，叫“改善生活”，但无不怕届时来几个大肚汉朋友，一顿过后，这个月再想吃上细粮，就只有在梦中了。

 

 “改革开放”之后，餐桌上的饭菜明显好转，被称作粗粮的玉米面成为常用品，被称作细粮的白米细面也能隔三间五地解解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