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也渐渐地消失我的视野中

    

   几日前，回了趟老家，村里房子大多被推倒了。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一排排，一栋栋蓝瓦白墙保温板的现代化奶牛饲养舍。村头的西侧，零星的有着几户人家房子，老屋也在其中。早已辨认不清大门框架油漆颜色，畸形的木头窗套子，把整块的玻璃挤压的七裂八瓣的。脱落的墙皮，太阳暴晒着被雨水冲刷的砖缝，留下很大半湿不干的痕迹。变形的地基，撕扯着原本高大红砖围墙院套，七扭八歪，里出外进的。没有了往日升起的炊烟袅袅，没有了往日鸡鸣狗吠的叫声，没有了往日人声鼎沸的喧哗。一切都是那么沉寂。墙根屋檐下，疯长着七零八落的杂草，没有修剪过的垂柳，懒散着拖着长长的枝条，轻轻的摇晃着。偶尔跑出一只猫，横在道的中央，张望着，寻找着，然后，很失望地低头跑开。大概是期待它的主人到来吧。最近的几场大雨过后，原本黄沙铺道的路面，冲刷的七沟八壑，如同干瘦的鸡爪。淤积的沙子，堆满了路基两侧的沟壑，裸露的石子，散落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

 

    站在老屋前，内心不免有些凄凉。老屋是五六年的时候建成的。房屋结构，一半砖一半大坯，房盖是干挂的小红瓦。就是这样极普通的房子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了。（那时候有个好听叫法，穿鞋带帽）。住上这样的房子，大都是评上团部的劳动模范才可以住进来的。那时候老屋是南北两个大炕。要住两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各有各的灶台连着各家大炕。夜晚休息时，各家大炕的一方，都要落下，从棚顶到地面，特大的布帘子。虽说不方便，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后期陆续地建了一些砖房，还是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家住房需求。于是一大批又经济又实惠的羊草辫子缠绑站立原木装，糊着泥巴，盖着山房草的泥草房。十二大户诞生了。顾名思义就是一栋泥草房住着十二户人家。这种速度房，只维持了五六年就结束了。

 

我记事的时候我家也住过。红砖瓦房成本很高，建起来很慢。于是，在沟边，泡沿就地取材，托大坯。托大坯和挖菜窖在东北是最累的活。要用一个长方形的不上下封顶的木板框的模具。将和好麦秸泥巴，放进模具里，用手抹平，就这样，一板挨着一板扣在朝阳坡上，那样沥水，土坯干的快些，在半湿不干的时候，是要把土坯立起来的，这样四面都能晒着日头。土坯是中间勾干土的，干打垒的，不像红砖之间夹着稀泥垒墙，干打垒的土坯墙，外侧用泥抹子抹平阳积泥（麦秸杆和黄黏土搅拌一起，光着脚踩踹，闷几天。）就可以。保暖要比泥草房好得多。于是一大批一栋栋条件相对好的一栋四家土坯房所取代。我家又搬到土坯房，一住就是六七年。

 

连队在八十年代初期，停止了建房任务。在八四年我家又一次搬家，搬进四十平红砖瓦房。那个时候，老少间的红砖瓦房是最高级的。不过，老少间的挨着厨房一间屋，给随时随地结婚的连队年轻人暂时居住，无条件的，不用交房租，这大概是连队对职工的福利吧，有了房子会搬走的。这种情况持续到我上学的时候才结束。

 

    老屋是父亲在八六年的春季，在一位调走外地工作人家手里，花了近两千元买了下来。在当时是件破天荒的事。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年收入不过千八百元。八四年的时候，农场就将房屋产权转卖职工。就在这一年，父亲响应农场兴办家庭的号召，承包了四百亩土地，买了台小四轮跑运输。成为连队，当年第一人拥有‘私家车’。那一年，父亲每天，天不亮，就驾驶小四轮去十多里地的火车站，送站，接站。车斗里，趟趟爆满，五毛一位，方便四邻五村出行。礼拜六礼拜天除外，那要分别去伊拉哈，老莱两个小镇赶集。有时候也跑长趟子去嫩江或讷河两个县城拉脚。天道酬勤，这一年，成为连队为数不多的富裕户。老屋就是这样被父亲买下的，给我将来结婚用的。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只是放了暑假回家后，才知道家里多了一处房子。我只是惊讶看着老屋，还真没有想到，老屋一直就这样陪伴我二十余年。那段日子看书多了一个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