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 忆军旅

 

田野

 

一

 

2019轻轻地关上了最后一扇窗户，2020的一轮红日已经升起在东方，新的一年开始了。

望着窗外的淡淡暖阳，思绪逐渐飞到了五十年前。

那一年，刚刚十五岁但从未离开过家的我，第一次出了远门，而且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没有畏惧，没有彷徨，更没有那依依不舍的眷恋，而是满目的兴奋，跳跃的激动。哦，那是因为我参军了，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一个叫杨陵的地方。

这里是号称八百里的秦川腹地，离省会西安七十多公里，古都咸阳五十多公里，属武功辖界。三国时期，诸葛亮第六次出祁山伐魏，最远就是打到这里而功亏一篑。杨陵镇的名字据说是因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勒死后葬于此地而得名，杨陵——杨广之陵也。

我们部队是总参通信兵部直属的技术兵种，部队司令部驻扎在西北农学院内。因文革特殊时期，大专院校基本停课，所以部队能够暂时驻入。

新接的兵组成了一个新兵营，共有四个连，我被分配到新兵四连，我们的训练驻地没有在西北农学院，而是在杨陵中学，我分在六班。我们住在铺满干稻草的教室里，教室是成排的，依稀记得我们住的是最前排的最东端。教室坐北朝南，干稻草中微微散发着草叶的干香，教室门外有几棵高耸入云的白杨树，仿佛那是为我们站岗的哨兵。

军旅生涯是值得回忆的，但新兵连的生活却不能说是快乐的。相反，那是有点渡日如年般的难熬。不是因为生活的艰苦，而是训练的枯燥乏味。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加上那午夜突然响起的紧急集合哨声，有时一夜竟然有两次。特别是那次林副主席发布1号令，全连集合后，连长宣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于今夜零时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上级命令我们到团部集合待命。于是，我们在连长的带领下跑步出了学校，夜幕中沿着黄土高坡上的土路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又回到了训练的操场。连长宣布，团里命令我们暂时回到驻地待命。大家各回宿舍，班长让大家打开背包休息，我害怕还要再集合，没敢打开，愣是靠在背包上眯瞪了半晚。第二天，警报解除，却是虚惊一场，那里有什么苏修的入侵，那就是一次紧急集合编造的理由。这是必须的呦，是从一个百姓成为一个军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带我们新兵的班长叫王琪，68年入伍，冀省涿县人，1.75米多的标准个子，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颇有军人气质。副班长李能丰，与班长同一年入伍，鄂省麻城县人，虽然是南方人，但他皮肤黄黑，似乎有些北方人的粗犷，而且眼睛也小，显然不如班长英俊。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时遇部队整编，我们班全部到了北京军区，两个班长，不知去向，一定是到了其他军区，时间过了五十年，屈指算来，他们两人应已是接近七十的老翁了。王琪班长的家乡涿县，虽然与京城天涯咫尺，但缺少联系方式，也是枉然。寻千里之外的李能丰副班长那就更是漫漫无际，渺缈无望，尽管十分想念，只能遥祝他们晚年健康快乐且长寿了。

依稀记得我们班共有11个新兵，来自我们北京市海淀区的有四个，育英中学的茅亚强，翠微中学的张军建，外语学校的张素利和我。来自河北魏县的，有后来与我一个排的郭维香，三连的刘之虎，其他人的名字早已淹没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之所以记得他们两人，因为他们学历上的巨大反差，郭是一个仅仅能够认识名字，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刘则是那时少有的高中生。

来自天子脚下的人从来都是骄傲的，虽然我们仅仅是初中三年级尚未正式毕业，第一次走出校门，十五六岁的毛孩子，但我们身上有一股天然的傲气。面对比我们大三四岁，来自燕赵农村，我们后来的那些战友，我们却是非常不“份”的。地域与成长环境的差异，自然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股势力。于是，冲突在所难免。我连的某乡党，在校时他就喜欢帮助同学“拔份”，原本就是一个惹事的“兜”。训练期间，有一次在厕所，因相互看着不顺眼，动起手来，他三拳两脚就将对方打入便池，令其狼狈不堪。这些囧事现在回忆起来都感到十分的不堪与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