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冬天

            文/刘旭廷

 

      说起冬天，也许很多人都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它没有春的盎然生机，也少了秋的丰收气息，除了大雪纷飞，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外，便是彻骨的寒冷;满目只有树叶落尽，草儿枯萎的荒凉，路上的行人也了了无几，没有了绿色，偶尔传来几只老鸦的号叫……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冬至一过，“寒婆婆”就该打柴了，在这最冷的天道里，夜晚的北风一个劲地吹，“呜呜”地狼嚎一般，摧枯拉朽地把树枝折断，像要吞噬了一切才肯罢休似的，有点瘆人。天刚亮，抢着早的大人们就到树林里把柴禾收拢，一捆捆地背回家，和曾经挖掘起来的树兜放在一起,那最大的树兜在平日里是不会用的，得留到年三十通宵守岁时，往堂屋中间一放，占了不小的地方，佐以配柴，火势渐旺;它象征着来年会红红火火、财源不断，也寄托了长辈们朴实的夙愿和虔诚的期盼。

      那时候的冬天仿佛寒冷得多，往往一觉醒来，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地上会覆盖一尺来厚的雪，河面也是厚厚的一层冰。踏雪滑冰是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喜欢独辟蹊径，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出一串串新的足印;一个个在冰上滑得前仰后翻，摔得鼻青脸肿，也无所畏惧，欢笑声不断。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刚背上书包的我们，就酷似套上笼头的牛犊，那新鲜劲儿没蹦跶几天，便渐渐倦怠下来。隆冬的早晨，总是被嘈杂的锅碗瓢盆敲醒，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催促下，才磨磨蹭蹭地挪动身子，刚伸出的手臂在一股寒气中缩回，又迅速裹进热乎乎的被窝，嗬，好让人依恋的暖和。可到底还是难以抵抗严厉的喝斥，万般无奈地套上大一件、小一件不大合身的衣裳。

 

      那年月条件艰苦，不仅物资少得可怜，手头也紧巴，米呀、油呀什么都靠计划供应，粮票、油票、布票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加之当时又没有计划生育，更是造成了家大口阔的窘境;孩子们身上穿得捉襟见肘，一件衣服往往老大穿了，老二、老三还得接着穿，好不容易盼到做件新衣服吧，那请进门的裁缝师傅也根本不拿什么尺子去量你的身高大小，顶多瞥上一眼，因为大人们的吩咐一直在耳边:尺码放大点，多管些年……几年下来，几个人的折腾，一次次的缝缝补补，早已体无完肤，补丁连着补丁，上衣的两袖、前襟和剃头佬的荡刀片没啥两样，黑黝黝的，唯有胳肢窝下面的丁点地方，还依稀保留着布料的一点点本色。

      来到了学校，课堂上的分分秒秒实是难熬，坐在那儿冻得直打啰嗦，一下课，就抓紧时间拼命地蹦跳，使劲地跺脚;有调皮的不知哪来的火柴，点燃几片废纸，由着性子闹着、疯着。室外更冷，谁也不愿出去，常常两三个挤在墙角，吆五喝六，继而一拥而上，顺着墙尽力地拥挤，一阵下来，身上倒是热乎了，可墙壁遭了殃，那米把高的地方，白色的石灰早已没了踪迹，擦得比水洗的都还还干净、彻底。

      当年有一种颇为常见，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取暖工具，它直径差不多一脚来长，有一个便于提携的把儿，人们称之为“火篮(子)”，以木材的锯末为上乘燃料，能烤手烤脚，也能捂在怀里，它不愠不火，很受欢迎;最能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便是那些把它带到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那时就有一种极为普遍的草本植物，其果实扁而大，学名“眉豆”，俗称:“鹅米豆”，可炒可煮，是百姓餐桌上并不少见的时令菜肴，它在夏秋季生长得非常茂盛，开着紫红色的花瓣，茎蔓如爬山虎，最终形成一簇簇绿色屏障;直到霜风袭来，花叶凋零，只剩下风干的豆荚孤伶伶地随风摇曳，显得有些苍凉。孩子们不失时机地拉下枯萎的茎蔓，将残存的果实摘下，放进“火篮”，随着“嘣”的声响，裂开的豆儿散发一股诱人的香味，咀嚼起来“咯嘣咯嘣”的脆;不用多久，学校周边便被扫荡一空，继而渐行渐远地四处采摘，时常忘了自我;直到兜里装得鼓鼓的才肯收手，踏坏了不少篱笆，也划破了许多衣衫。忽然听到上课铃声，就像丢了魂儿，没命地往教室奔，若慢了脚步，便尴尬地孤立在门外或面壁于讲台，好一阵难堪;倘若先生宽容，会网开一面，心底自是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