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的丰碑——黄道婆的传奇人生

           文/孙和平

 

     浙江省慈溪市轻纺城的东南道口，面对面矗立着两座石碑。

     石碑不高，也不大，绝对算不得雄伟巍峨，与高楼大厦有天壤之别；石料极为普通，石碑上的浮雕也极为普通，绝对算不上精美，与艺术珍品相去十万八千里之遥。

     然而，有生以来只敬重让中国人站起来并为中国人富起来奠定基础的毛泽东和让中国人富起来的邓小平的晓林狂士，每每经过此处，必定恭恭敬敬地爬下“老坦克”（自行车），在石碑前伫立良久，为石碑上的那位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难养”者的劳动妇女，默默地奉上一支心香，致以无比崇高的敬意。

     在古代中国，由于那位“母亲也许是男人”的圣人曾断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所以妇女受着“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封建枷锁的重重桎梏。上下五千年，除了那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插在唐朝中间的武周朝的女皇陛下武曌（武则天），华夏神州的芸芸女性，谁都比男人低了那么一大头。尽管吕后、慈禧太后等人掌握着朝廷的生杀大权，但她们仍然只能被尊为太后而不敢自称皇帝。至于劳动妇女，在那漫漫如长夜的夫权社会中，更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底层，连气都难得透上一口。如果她们中有人能在桌面上说上她娘家的一个姓，那也算是浮出水面冒了一个天大地大的泡，属于十二万分的荣幸了。然而，石碑上的这一位，虽然也身处社会底层的底层，但因功德昭日月，恩惠泽千秋，倍受世人尊重，还被后人立庙奉祀，至今香火不绝。嗨，太伟大了，这真实实在在地高了须眉一等，为华夏神州的芸芸女性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大地长了一次脸。

     这位破天荒的底层之底层的所谓的“难养”者，是大元朝的一位极其普通却极不平凡的劳动妇女。她，桑梓之人称为黄婆、黄母，历史教科书上的大号是黄道婆。

 

     黄道婆（1245-1330），江浙行省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市华泾镇）人，早年因家境贫寒，被万般无奈的父母卖给一户有些小钱的人家做童养媳（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不稀罕“养”童养媳）。童养媳这个旧社会特有的颇具畸形的社会群体，说到底就是小富人家的丫鬟兼“儿媳妇”。她们被公婆买来当作儿媳妇，照顾比她们小得多的小丈夫，也当作小毛驴为主人干各种各样的家务甚至繁重的农活。含辛茹苦十几年之后，她们的小丈夫长大成人，大多数童养媳因为已经成为黄脸婆而受到年青丈夫的冷落，她们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与新娶的老婆寻欢作乐而自己独守空房，在青灯黄卷旁敲着木鱼了却余生，或者就用眼泪淘饭过完她们的后半生。至于白天，各种家务和田头的劳作，她们仍然是责无旁贷。黄道婆的公婆，似乎比一般的童养媳的公婆更不肯善待自己的会说话、有情感的“小毛驴”，训斥、打骂是家常便饭。因不堪忍受公婆和小丈夫的虐待，十几岁的黄道婆找机会逃出家门，躲进一条前往海南经商的海船。在黄道婆的哭求之下，好心的船主动了恻隐之心，帮助黄道婆流亡到离家乡千里之遥的厓州（今海南岛）。

     在厓州，黄道婆以道观、庵庙、凉亭等处为家，生活、劳动在黎族兄弟姐妹之中。她废寝忘食地向黎族兄弟姐妹学习棉纺织技术和制造棉纺织工具的技术。1295年，四十一岁的黄道婆叶落归根，重返故乡。她不辞辛劳，把从黎族兄弟姐妹那里学到的棉纺织技术尽数教给家乡人民。她还结合自己的棉纺织经验，与当地的木工师傅合作，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发明了一整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在去籽、弹花、纺纱、织布等的各个生产环节上，成倍成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大大提高了纺织品的质量。她发明的纺车，一次能纺八根纱，而在当时的欧洲，要找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车比找一个双头人还难。噢，说明一下，这话不是晓林狂士信口开河说的，而是某个伟大的国际名人（恩格斯）说的。黄道婆还采用“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织出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且“粲然若写”的被褥巾带。“乌泥泾被”因此名扬天下，不胫而走，不仅销遍华夏神州，还涉东洋，下南洋，过西洋，远销北非、欧美，且几百年来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