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 当代课教师的那些事

               ●  海 川

1969年底，因为全家下放，为帮助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父亲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仅6周岁的弟弟，我从原先作为知青插队的金坛水乡转迁到句容的偏僻山区劳动，帮助父母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

父亲下放后没有工资，因为不是农村壮劳力，一天只有6分工，我因为没有学用牛耕田等技术，每天9.8分工，一年几乎劳动360多天，总算可以冲抵父亲、弟弟和我全年的粮油和烧草。母亲是带薪的公办教师，每个月有44.5元的收入，除了每月寄给外婆10元生活费，其余可以支付她自己的生活费和全家人零用钱，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小康”之家。

母亲作为一名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的老教师，给农村小学生上课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狂风暴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每天上下班都必须有人接送，否则无法到校和回家。当时，母亲患有高血压、糖尿、妇科等多种疾病，很难长年承受农村山区学校的艰苦的上下班路途之苦。无奈之下，在暴雨和冰雪季节，只有向公社管教育的负责人请病假，并提出让我代课的请求。

 

一次，这位分管教育的负责人到我妈妈上班的学校视察。途中，在我们家吃学校买单的“派饭”，听了我妈妈的一番诉苦之后，居然同意了由我代课的请求，他大度地说：“徐老师，你就安心地在家养病吧，你儿子很优秀，他代课，我放心！”当时，我是县广播站和公社广播站小有名气的通讯员，全公社家家户户的广播喇叭里，几乎天天播放我写的新闻报道，我曾到镇办中学给学生作新闻写作讲座，还为公社党委书记写过报告，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对我的情况也算比较熟悉。

就这样，70年代初的春季开学，我成为一所“五七”学校的公办代课教师。为什么起名“五七“？一是因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5月7日曾发表“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的“最高指示”。二是因为这所学校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的七年制学校。我教四、五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和六、七年级两个班的美术课。除了寒暑假，每月可以领到26元的代课金。这在当时的农村学校中属于高收入，因为当时公办教师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民办教师，根据教龄长短，每月只有十几元不等的补贴，其余记工分，年底结账。

 

 

为了对得起这份工资，更为了这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作，我教学特别认真。课前，我认真备课；课堂上，我精心讲解；课后，我耐心辅导，确保每一位学生当天的作业全部过关，美术课也是如此。当时农村学校的美术教师都是兼职，且没有美术教材，随便找一幅画让学生临摹就完事了。因为我上小学时曾经是镇江少年之家美术兴趣小组的学员，有点美术基础。我的美术课从素描教起，还常常带学生到校外写生，我自己一边辅导，一边写生，给学生提供参考。为此，我的美术课特别受学生欢迎。我还在学校给学生办起了新闻写作兴趣小组，经我指导的学生写的有关新闻报道，多次被公社和县广播站在当地播出。

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我所在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来到我全家所在的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了一项决定：通知我立即从学校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因为我是到外大队学校代课以后才向本大队革委会报告，属于“先斩后奏”，是违反本大队规定的。再加上我是“反革命子女”，那位主任的原话是：“我承认他是全大队最有才气的人，但对这种人必须毫不留情，这是党的阶级路线，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其实。我与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关系不错，去当代课教师也经过书记同意。当年，我不仅是党支部任用的大队通讯员，还写过入党申请，只是因为这位主任兼副书记的反对，没有被批准入党。这位主任对书记职位朝思暮想，处处找那位书记的茬，常常到公社打小报告，我其实是“二虎相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