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

文/潘紫英

奶奶苏少芳年轻时有一个很好听的绰号“西子二姑”，当时在西关一带颇负盛名。奶奶出身在一个有钱人家，排行第二，父亲是戏班班主。我爷爷是个富商，经常在粤港等地跑买卖，曾任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奶奶因为长得漂亮，手头又有很多港币（旧时广州人称港币为西纸），所以被戏称为“西子（纸）二姑”。

 

奶奶很阔气，也很大方。别人问她借钱，她一概应允，连借条也不打。她有个妹妹早年去了新加坡，扔下一个儿子，奶奶就把他接到家里抚养，视为己出。这位表叔后来也象我爸爸那样孝敬奶奶，却冷落了回国“落叶归根”的母亲。

 

奶奶不善理财，很多时间都花费在麻雀台上。后来家境每况愈下时，那些经常向她借钱的“麻雀友”却都“及时”疏远了她。

 

 

日本鬼子入侵，广州沦陷。爷爷正在外地。奶奶收拾细软，拖着一儿一女还有甥儿逃亡到香港。有一天，他们正随着人流毫无目的地逃亡，遇到了日本飞机、大炮的连番轰炸，几乎是相隔五米就有一颗炮弹落下。慌忙中，他们躲进了一座关帝庙。四面都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逃难的人们哆嗦着挤在一团，闭上眼睛祈求上苍。轰炸终于过去了，他们松了口气，却发现不远处有一颗炮弹深深地插在下过雨不久的泥地里。泥地的四周都是石块，只要这颗炮弹稍微过一点点，奶奶他们和躲在庙里的“难友”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从此以后，无神论者的奶奶开始相信起神灵来，她总说那是神灵对他们的保佑。而我爸爸通过颠沛流离，亲眼目睹了人民大众的苦难，对日本鬼子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在香港，由于贫穷，奶奶把漂亮、乖巧、年仅十六岁的女儿卖了，后来才知道买主是赌鬼。

 

尽管受了那么多的苦，奶奶仍然不善于干家务活。那时候爸爸被打成“右派”抓去劳教，妈妈下放农场，家里只有奶奶一个大人。于是，我们的午饭很多时下午两点才有得吃，而晚饭是在我们睡着以后再把我们喊起来，看看时间，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奶奶生炉子总要用很多柴火，稍微大点，我们几姐弟妹便不时到附近的大田山捡松树果和柴火。说是附近，也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火车道。后来，邻居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孩不时来帮忙生炉子，奶奶很喜欢她。尽管我们家很穷，她仍然给那女孩好吃的，还有鲜艳的衣服，使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我们连过年也只能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

 

 

受其父母亲的影响，奶奶十分爱好粤曲，在家里一高兴就哼上几句。我的同学来家里复习功课，她也要给她们唱上一段。直到现在同学聚会，还有人想起奶奶和她的粤曲小调。记得有一次，文化宫的露天电影场放映由红线女、马师曾主演的粤剧《关汉卿》。奶奶破天荒的一大早做好了晚饭，然后叫我们拿上小木凳，兴高采烈地出发去占位子。散场后，她还边走边哼给我们听。我喜欢粤曲，显然是受奶奶的影响。奶奶对粤曲如痴如醉，甚至要我父亲娶一个粤剧世家的闺女。当时我父亲已和我母亲谈恋爱，在父亲的坚决反对下，那门“亲事”才告吹。

 

奶奶很容易受骗。解放前，她曾多次被她的“牌友”骗走钱财和首饰。解放后的她依然如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奶奶要我认的一个“干娘”。那时，奶奶不时带我去这个“干娘”家聊天。一次，“干娘”见我拿着一块碧绿的玉佩在把玩，便问我这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回答说，是我前些日子拣的。只见她狡诘地笑笑，转身出去把奶奶拉进屋说，那块玉佩是她的供品，是供在神台上的，被我偷走了。我气坏了，转身要走，却被奶奶一把拉住，要我认错，把玉佩还给“干娘”。“干娘”笑嘻嘻地说，不用认错了，小孩子不懂事，改过就是了。说完伸手要玉佩，我死活不肯。奶奶不高兴了，也不听我解释，从我手上抢过玉佩，“还”给了“干娘”。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干娘”家。后来，我发现家里好些贵重东西如古钱币、首饰，甚至外面买不到的贵重药品不见了，奶奶说是朋友借去了，很快会还，却全部是“刘备借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