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潮轶事

杜 鸣

（《三江潮》杂志主编）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经过几十年的封闭后，钱这个东西很突然地出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确有人发了财），中国人似乎都亢奋了，甚至亢奋得来找不到北。那些平日完全和生意不沾边的人，也很唐突地谈起了生意。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叫“串串儿”的生意，据说可以挣到钱，即“卖信息”，比如甲知道某个地方有钢材，多少钱一吨，然后把这一信息口头传给乙，乙又口头传给丙，丙又再传。由于都不是业内人士，信息必然漏洞百出，因没有通讯，要等几天或十几天，信息可能有反馈——问：什么型号的钢材？于是这个信息又从丙→乙→甲回流。笔者曾经就是这个可笑环节中的一员。结果我从来没有见过钢材，也没有挣到钱。当时生意场还有流行“撞货”的骗术，是中国市场的一种恶行了，与我无关。

对钱的渴望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政府机关发文件动员挣钱，一些有路子的人停薪留职下海，一部分束手无策的胆小的人呆在机关，也还是想出了出租单位闲置房子的办法。

 

我之所以摆这些荒唐的老龙门阵，是想说明，我们这批八十年代初刚开始点燃文学热情的青年，哪里抵御得住这股全民发财的浪潮？于是，1986年在市文联麾下成立的“乐山市青年文学学会”，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文学群体，热闹了一阵后作鸟兽散。我开过舞厅、OK厅（纯唱歌，每首3元。那时还没有发明小姐陪）、放镭射；程书仿养过鹌鹑。当时乐山唯一的文学刊物《沫水》也守不住阵地，办小报吆喝卖钱。即使没有介入生意的文人，也神情恍惚，没有心思谈文学。

 

我想这是一个奇观，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做生意——流行“串串儿”、“撞货”，我相信这是中国一段荒诞且道德沉沦的历史。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全民神经质似的发财的烧终于退了，过去那批热爱文学的也回过神来，又开始聚在一起谈文学。

 

 

文学双月刊《三江潮》，是1949年以来乐山出刊时间最久、连续出刊时间最长的文学刊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市中区文化局聚拢了乐山一小部分走散了的文学爱好者，大约15余人，我也在这时认识了李建一、雷斌凤，以及一些后来进入又退出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成立了“市中区业余文学创作组”（“作家协会”的招牌根本没想过），推选郭明兴为组长。新的创作组似乎没有名气，郭明兴有些推诿，在大家吆喝中很勉强任职，履行职务也不在状态。不像今天一些作协头衔，都有些心仪。可见当时爱好文学的底气并不很足，不能理直气壮，也难怪，就如像一个生病初愈的人气色不会好。记得刘大声老师应邀参加我们“业余文学创作组”成立座谈会，说了一句泼冷水的话令我铭记。他说：“现在成立很多团体，成立那天，往往就是歇气那天。希望市中区的创作组能够持之以恒。”随后的发展证明，市中区的文学团队并不是“鸡公拉屎头趴热”。

 

创作组出了共6期《叮咚》（4开小报），不大气，很单薄。小报的费用每期也就区区几百元，不发稿费，但仍然捉襟见肘，也还打些广告拉赞助，使刊载作品的版面更小。在出版《叮咚》期间，认识了汪建、程川，又添了些抱团取暖的人丁。

 

2003年市中区文体局成立“嘉州文艺创作交流中心”，下设3个团体，其中原来的创作组更名《叮咚文学工作室》。这是董治江的主意，一时没有更好的名字（奇怪竟然这时还没有胆子想起“作家协会”这个牌子），大家也附和。现在看来，这个名字也小器，有点做文化生意的味道。老实说，这拨文学作者在此时仍然不在状态。大家也不争“权”，甚至躲避，连找个负责人也难。负责人是不是该称“主任”也忘了。记得把唐世益推出来负责，但他似乎更关心喝酒，胃口也好，夹肉的动作很迅猛，虽距“六零年”已经很遥远了，他好像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记得那天外卖了些卤菜，在文化馆推杯交盏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