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岗村对接了小岗村？—尼福祥蹲点小记

           文/何建华

 

      世人皆知，中国的农村改革大业，发轫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公元1978年，穷怕了的18位小岗村汉子，冒着戴资本主义帽子、挨批斗甚至蹲大牢的风险，立了字据，摁了手印，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包了，大有壮士断腕，不成功便成仁的英雄气概。有趣的是，这一拨敢于率先吃螃蟹的人，历史只是给他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非但没有遭受厄运，反而巧遇了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巧遇了以强硬手段推行改革、支持改革的国之高人。他们的壮举如星星之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改革由此全面铺开，并推动了长期封闭的国门逐步敞开。他们的英名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他们鲜红的手印被存入了国家档案，他们和全国亿万农民一道，不再缺衣少食，并一天天日益幸福地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温暖阳光里。

      时至今日，从中央高层到普通民众直至舆论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活水源头，毫无岔音地定格在鼎鼎大名的小岗村。

      然而，历史的必然中有时真的会蕴藏那么一点小小的偶然；矛盾的普通性中，有时会渗进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殊性。本文以设问的语气引出的话题，意在介绍一点特殊性，意在揭秘一个长期尘封鲜为人知的史实，即公元1968年时的河南省西华县聂堆公社黄岗大队第六生产队，就已成功地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导演这场承包制活话剧的功臣依然健在，一些上了年纪的黄岗人依然津津乐道于五十年前的往事。

      现在，就把时光老人拉回到“文革”早期的1967年吧，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尼福祥，土生土长的西华人，时涉而立之年的他，以县供销社干部的身份，于这年底被派到黄岗六队蹲点。

     当时的黄岗六队，社员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住着低矮的土坯草房，吃着大锅饭，缺钱又少粮。这种状况，与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不无二致。入村不久，一向脑子活泛、爱说爱动的尼福祥，虽骨子里尚未形成什么改革闯冒意识，但仅凭朴素的直觉，还是想着既然来了，就要为乡亲们做点事。经过一段时间的串门走访，征求意见，初步形成思路，把生产队单元缩小，分成四个小组，土地承包下去，努力提高粮食单产，尽快把群众从穷坑里拉出来。

      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初生牛犊般的尼福祥，几经琢磨，最终还是把政治风险考虑了进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可是共和国的基石啊！谁动了这块基石，弄不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善想点子的老尼与党员干部和志同道合的骨干分子约定，绝对保密，悄悄推进，无论如何，先把生产搞上去再说。

      为防止有人节外生枝，甚而揪辫子、打棍子，尼福祥为四个小组分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命名第一组为团结起来组，第二组为学习大寨组，第三组为艰苦奋斗组，第四组为战天斗地组。如此红色外衣，与全国红彤彤的政治形势恰好吻合，着实形成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色。

 

      黄岗六队，六十多户人家，十几户亲的近的或脾味相投的，自由组合。六百亩可耕地丈量后一分为四，大牲畜、农机具合理分配。生产队旧有的运行机制全部打乱，以小组为单元的新机制相继建立，社员们均以全新的面貌精气十足的投入了劳动生产。

      为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广大群众的潜藏能量，尼福祥先后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工分的认定由最初的十天一评改为一月一评。以前日定七分八分的年轻小伙子及大姑娘小媳妇，只要积极能干，吃苦耐劳，照样可以评为十分。吃惯了大锅饭，长期拿十分的慵懒老滑头，可降为九点五分或九分八分。在“分分、社员命根”的年代，高工分就意味着高分配多收入，一试果灵。其次，生产队的铁钟废除，队长的一棒指挥制停止，代之以各组的劳动生产活动自行安排。其三，原来基本属于辅助劳动力的老年男女，组成专门积肥队，到附近林场清扫树叶，按重量计工分，多积农家肥，增加土地肥力。尼福祥还主动拿出个人的数百元积蓄，垫付化肥款，鼓励各组积极筹措资金，购买化肥，促进增产增收。第四，抽出专人，建起了窑场和油坊。狠抓棉花、烟叶、红麻等经济作物种植，在路旁沟旁广栽桐树，千方百计增加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