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仙逝三周年祭

文丨张书军

 

时间是最公正的，不管你心情好与坏，它都按它固有的节奏推进。转眼巨源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年了。悲痛的心情还未抚平，思念的心绪依然缠绵。作为杨公的门生、部属和朋友，与先生共处的日子历历在目，情不自禁的想要说出来，落成文字，也算是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我与杨公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自1973年秋至1982年冬为第一阶段，即师生关系阶段；从1982年末到他退休为第二阶段，即上下级关系阶段；从他退休到他仙逝为第三阶段，即领导与被领导兼朋友关系阶段。

粗算起来，和杨先生相处共43年。初识是在1973年春，我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近两年，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成为某种典型意义上的农民。失意、彷徨、孤独、寂寞煎熬着我，让我对人生、前途、理想产生了无尽的怨恨与惆怅。这时，村党支部书记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县里参加全县业余通讯报道员学习班。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直奔县城去报到。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学习班食宿非常简陋，住在县剧院东侧低矮潮湿的平房里，此房原是外地来莘演出一般演员的临时宿舍。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大家都“闹革命”去了，无戏可演，无人敢演，房子无人住，已破旧不堪。印象中只有靠墙一趟地铺，铺着麦草，一张桌椅、一条板凳都没有。学员们倚着自已的被褥听课，笔记本放却膝盖上做记录，讲课的正是杨巨源先生。讲得什么内容已记不得了，但他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脑际。高高的个头，说话稍有点口吃，不黑不白的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上帝至高无上”的发型（西方称寸发为“上帝至高无上”。因为根根头发都直立向上，永远向往上帝），坐在临时借来的凳子上，翘着的“二郎腿”自觉不自觉地抖动着，像是给讲演打节拍。第一印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这种典型形象也四十几年一贯制，几乎没什么变化。课后，听熟悉杨先生的学员讲，此人非同小可，北大中文系毕业，一肚子文化，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莘县第一笔杆子。我不禁肃然起敬，迷茫的人生前程似乎看到一丝微光，学学杨先生的样子，弄弄文字，捣鼓点文学，用知识改变命运，用笔开辟一条生路。从此我走上了文学习作的路子，杨先生理应是我的启蒙老师。

是年秋，我考入聊城师范学校大专部中文班，“有幸”和“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为跨校际“同学”。尽管墙外“文革”仍闹得很凶，但我总是抱着当时很难找到的文学书刊拼命研读。这时杨先生在一些报刊发表的作品给我很重要的启迪和鞭策，我下决心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下去，将文学进行到底！

前世有缘。从学校毕业后我做过教师、教学研究员，文化局干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调入莘县县委办公室做文字工作，杨先生也从县委宣传部调入县委办公室工作，他先是做分管文字工作的副主任，继而任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对于我的各类“官样”文章，他总是笑笑，从不加评说，不妥处亲自动手修改，给我留下宝贵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此间，我先后在《青年文学》、《山东文学》、《绿风》诗刊、《柳泉》、《黄河诗报》、《大众日报》等全国知名报刊发表系列组诗、组诗、散文等100多首（篇），在省内外多次获奖。没有一个开明内行的顶头上司的大力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想起来，仍不由自主地想说一句“谢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先生短暂调入聊城市政府工作。我也考入聊城市委党校干部专修科政治专业，脱产学习两年。此时，我们偶有小酌，小酌大饮，一醉方休。多数时候他忙于政务，我忙于学习，我们成为隔湖相望的聊城市“临时居民”。两年后，我们几乎同时回到莘县，欢聚时光日渐频繁。师生之情、部属之亲、朋友之谊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辆跑车上。我们共同担任县文学期刊《乡韵》顾问，共同担任县作家协会顾问、名誉主席。莘县诗词楹联学会、莘县民俗文化研究会等民间社团成立，他都推荐我担任副会长，一道做组织和研究工作。他既是师长，又是领导和朋友，耳提面命，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