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戒烟成功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但一直没敢动笔。因为几次戒失败让我丧失信心，怕刚写完文章又点燃了香烟，自已打自己的嘴巴。

 我今年整80岁了，不算儿时偶尔的好奇，趁家里大人不在偷抽几口旱烟外，从1964年开始吸烟到2019年5月底戒烟，烟龄长达55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吸烟历程中，吸烟与戒烟相互交替更迭，多以吸烟战胜戒烟而告终。

 

 

吸便宜烟上瘾

 

 我出生在农村。几乎每个农户都会在田间地头或庭院的一角种上几十棵烟，一般都是自给自足供自家人抽。在烟的生产过程中，我都明白不少知识，比如：勤浇水，烟叶的劲头小，不呛人；如果用坑坏土当肥料，烟叶劲会大，抽时会呛人。在烟的生长过程中，从打烟杈掐烟尖再到收获晾晒干，一年到头都有烟抽。

 每当家里来了亲朋或邻居，第一件事就是给客人装上旱烟袋，再用草梗或细木棍从炉子上点燃再给客人点烟。这种事一般都是家中的小孩子去干，权当作一种礼貌待人的家庭教育。我小时候很爱干给客人装烟点火的事，从小对烟草就不陌生，更谈不上反感。

 出于好奇，有时候背着家长也像客人那样装好旱烟斗，直接到炉子的火苗处把烟点燃。虽然噎得咳嗽不止，满脸通红，但也不在乎，只是没上瘾。对別人吸烟并不反感。

  1964年冬到1965年春，我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大四的学生，奉市委指示全系同学都到延庆县参加四清运动。我被分配到下水磨大队，工作组共有8人，其中5名是我们学生。按要求，工作队队员进村后要住在贫下中农家，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叫“三同”。白天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现问题以便开展工作。延庆县地处长城以外，冬天很冷，农村没什么农活可干，所以三同中的同劳动基本没有。当时的延庆农村生活很苦，为了节省粮食，大多数农户一天只吃两顿饭。因为我会用手推子给小孩理发，还会给小孩说段小快板或是朗诵诗歌，所以小孩和大人都很喜欢我。我每次到农户家吃派饭，他他们都会破例改吃三顿饭。但当时也不敢和农民太亲热了，因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怕犯敌我不分的错误，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作“内紧外松。”

工作队的工作基本上是在晚上进行，一般在晚六点钟开始给贫下中农开会，这叫发动群众；对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训话，这叫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然后是工作组开会。汇总当天各个队员扎根串联中发现的新情况、传达上级的工作部署、安排第二天乃至最近几天的工作。往往要开会到午夜12点以后才散会。当年我虽然才24、5岁，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但会议没有什么新内容，单调的重复和精神的紧张也会感到疲劳。此时工作组的副组长林涵表会拿出香烟来说：“提提神，吸几口烟就不睏了。”

  两位女同学不会接过烟来吸，另两位男同学来自城市，也不接烟抽，而我这个来自农村，从小就和烟草有密切接触的农村娃却禁不住烟草的诱惑，半推半就地接过烟，很熟练地划火柴点烟，俨然一位老烟民。老林什么时候想抽烟了，很自然地也会递给我一支。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几天以后也就习惯了。

林涵表是他的笔名，真名叫林汉标，原籍广东，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他担任什么职务不知道，只听他说经常给研究生上课，与京城的京剧名家很熟。他又经常拿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让我们看，上面有他写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戏曲评论，偶尔有生活小品之类的短文。对前者我看不懂，但对他能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还是很羡慕的，不由得对他产生一种敬慕感，也想主动接近他，多看看他写文章。从工作组回来分别后，我也在关注他的文章，直到文革开始后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批判他写的京剧程式化的文章，是江青组织写作组写的，我才知道林涵表这个人不简单。当然，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