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好日子

文/杨盛龙（北京海淀）

     

 

我家所在的水杉坪，四周是山坡，中间一个小平坝，灌溉条件好，物产丰富，以前一直是往外卖大米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不错。然而，人民公社化时期，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生产滑坡，连年减产，缺吃少穿，日子艰难。其中也还是有两个时段的好日子，都与开荒有关，值得记述。

人民公社初期，寨子里开办食堂。各家一起开饭，军营似的，开始时热闹红火，办了不多久，粮食不够了，每个人的定量减少再减少，成人每人每顿4两（老秤16两为1斤），小孩折半。我妈从食堂领回饭菜，再加上两倍的野菜，我们母子三人才勉强吃个半饱。

食堂办不下去了，只有撤销。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有政策上的调整，叫“三自一包”。那时候我们那里实际上并没有搞包产到户，只是在自留地政策上放宽一点，允许农民在种生产队田地之外开挖点荒地。我妈个子小小的，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出工前和收工后，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一阵才回到家，开挖了6块荒地。我爹在邻县当行政干部，1962年春天申请退职回到家后，和我妈一起又开挖了几块。一共9块荒地，都是些难以站稳的陡坎，丝茅偏坡，每个岩窝只能种三五棵苞谷的烂岩窠，根本没法丈量，如果数点株数，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亩多点儿，种上苞谷、黄豆、麻豆、红苕等。

苞谷苗刚出土，荒草就长起来。野草长得快，只见草，不见苗，抢种的多，薅草赶不及。收工后赶紧抢锄草，天黑下来，分不清苞谷苗与野草了，夫妻俩还在抢锄草，天黑一阵才回到家。实在忙不过来，雇请一个从四川逃荒过来的年轻小伙子帮忙薅草几天，从荒草丛中抢锄出苗来。

那种开挖边角荒地的活动被称作“小自由”。收获之后，我家的坛子里木缸里装上了粮食，不再挨饿了，还有了余粮，我妈用粮食换了十几个坛子，很高兴。种了两季后，上面说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准再种了。各家的边角地没收以后，很少一部分集体可以种，绝大部分放荒，回归荒草藤蔓丛生。

1962年那一次是上面政策上的放宽。十余年后有一次是下面偷偷的“跑偏”，农户们又过上了凑合着能过的一段好日子。

文革开始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降低，连年减产，生活困难。对农民卡脖子越来越紧，成天念的经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自留地再次紧缩到只留一少点种菜的，房前屋后的果树、竹子等没收为公有，每户限定养鸡养鸭五只，多出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家粮食不够吃，一年到头借粮过日子。经常是每次只借得十斤八斤的，以一分大米或苞谷粉拌以三倍的萝卜或者大头菜煮烂啪饭，敷衍两天三天，再去借。冬天挖蕨，天黑回到家，砸捶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取出头一天沉淀的蕨根糊做早饭，再杵捣汁水过滤，吃了蕨粑早饭后，接着上坡去挖。春天蕨发芽后无法沉淀蕨根糊了，就去挖苦菜蔸。人们都捞野菜找树皮草根糊嘴，生产队大田长起荒草，过了季节才开始翻耕。在离夏至还有将近一个月时间，就很心痛地挖自留地未长成的洋芋，顿顿吃洋芋。秋天吃红苕、南瓜、冬瓜。一年到头很少吃到纯粮食饭，都是瓜菜代，拌野菜，树皮草根伴日月。

　

 

　　

　　

只有农民家庭养猪没有受到限制，因为国家下达有派购猪任务，每个生产队每年上缴达到毛重130斤以上且有一定膘的十几头猪，一般每户三年被分配到上缴两头派购猪的任务。一头毛重150斤的肥猪，国家强行派购，付给75元；如果在市场上出卖可得600元。养猪除了喂草，得有一定份量的粮食。人都缺粮食而用瓜菜代，哪里有能力养猪？有的家庭完不成上缴任务，得用那差价从市场上买一头上缴。生产队为了平衡分配给上缴派购猪任务与没有上缴任务家庭，给分配到每头派购猪任务的家庭补助200斤粮食，这样来保证完成上面的派购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