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献肃公守成都时，蔡君谟与之书曰：“襄启：岁行甫新，鲁钝之资，日益衰老。虽勉就职务，其于精力不堪劳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闻年来补治有方，当愈强健，果何如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时，伫君还轸，伸眉一笑，倾怀之极。今因樊都官西行，奉书问动静，不一一。襄上子华端明阁下。”此帖语简而情厚，初无寒温之问、寝食之祝、讲德之佞也。今风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獧浮者，于尺牍之间，益出新巧，习贯自然，虽有先达笃实之贤，亦不敢自拔以速嘲骂。每诒书多至士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称，无复差等，观此其少愧乎！忆二纪之前，予在馆中，见曾监吉甫与人书，独不作札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约云：“曾公前辈可尊，是宜曰丈，余人自今各以字行，其过误者罚一直。”行之几月，从官郎省，欣然皆欲一变，而有欲败此议者，载酒饮同舍，乞仍旧。于是从约皆解，遂不可复革，可为一叹。
献肃公（韩绛，字子华）作成都知府时，蔡君给他写过一封信，文说：“襄启：天上岁星的远行了一个新的星次，光阴荏苒，又是一年，加之一天比一天地衰老，更不如前。尽管勉力从事本职工作，但是由于精力不济，有种难以忍受的劳苦，想起您的出生，和我相差十来天，但是听说您近年来多方保养身体，或进补，或治疗，现在您定当更加强壮健康，真正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住在京城，还停留一小段时光，等着您受诏还京、那时彼此初见，将开怀大笑，高兴之极，而今趁着樊都官要到西边去，顺便带上一信问候起居，其他的事不再一一案告。蔡襄奉上子华、端明殿学士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