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真宗末年接连有病，每逢上朝不多说话，所下命令间或不能周密，前辈人的笔记杂传多认为是专权大臣假传圣旨，其实不是。钱惟僖（谥文值）在翰林院学士任上，有天禧（真宗年号）四年《 笔录》 一部，按日记载琐碎细小的家事和奏答皇上的话，还有他听到的话，现大概记一些在这里。寇准罢相那天晚上．钱公值班起草制书（皇帝的诏令）。皇上问：“给寇准代么官合适？”钱回答说：“王钦若最近罢相出去，授与太子太保。”皇上说：“再高点儿是什么”回说；“太子太傅。”皇上说：“给寇准太子太傅。”又说：‘再给一什么良好的待遇。”钱回奏只请封他国公而已。当时枢密院有五个官员，而中书只有参政李迪一人，一个多月后，真宗召翰林学士杨大年，命令说：“冯拯与他吏部尚书，李迪给他吏部侍郎。”也没说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