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槖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韩文公（韩愈谥号）自监察御史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两部《 唐书》 都认为是因为论宫市得罪。按文公《 赴江陵途中诗》 看，他自叙原因很详细，他说：“这年京师大旱，田地不收。官吏只顾向百姓勒索，百姓连孩子也养不起，弃在水沟里。我亲眼看到饥饿的人群拥挤在大道上，当时我刚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实在是我应当直言进谏的时候．我写好奏疏时，想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个人打算。我在奏疏前面陈述酷吏剥削、人民苦难，要求让百姓存活下去，在奏疏后面提出京师是国家根本，对京师的百姓要加倍体恤，眼下的瑞雪预兆明年的丰收，请宽限到明年蚕熟麦收时再收租税。天子看了奏疏感到悲伤，司空也叹息应早作安排。我一心以为朝廷将采取应急措施．没想到反把我放逐到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