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而，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时常以为从魏、晋以来，做文章的人拘泥于对仗，而对经典的思想意义，不再提倡，所以做文章抒发意见讲大道理，自己成为一家的新说法。后辈的学人多取他的榜样，当时这样做文章的很多，但是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为‘韩文’。”而又说：“韩愈常常依仗自己的才华随意写作，也会违背孔子、孟子的精神实质。举例说吧：南方人很随便很轻率地把柳宗元称作‘罗池神’，韩愈就撰写碑文予以记载，使之成为事实。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不应该考进士，而韩愈为李贺作《讳辩》，叫他应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讽世态不近人情。这些是文章中很错误的。所作《顺宗实录》，繁简不妥当，记事情的取舍不当，很受当代人的非议。”裴晋公（裴度）有《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我早就知道他了，这人的确有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