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毋欺之义。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为患微矣。若势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
士大夫分析利害，本当先陈述之所以有利的实情，可是在有利之中同时有小害存在，也当区分情况，让君主选择决断，这才符合对君主不隐不欺的道理。赵充国征伐先零，打算解除战马武器而屯田，宣帝担心先零人听说此事，将进攻骚扰农民。赵充国说：‘先零是小股寇盗，不时地杀害人民，这情况原本不能彻底禁绝。果真能大军出征而先零人绝对不再作乱，那么出兵是可以的。如今同是这个结果，而放弃坐等胜利的方式，不是对待少数民族的好办法。”班勇请求重新设置西域校尉，参与讨论的大臣贵问道：“班将军能保证匈奴不在边疆为害吗？”班勇答：“现在设置州牧来禁绝盗贼，如果各州牧能保证不出现盗贼的话，我也甘愿拿受腰斩之刑来担保匈奴不在边疆为害。如今跟西域各族交往，匈奴的势力就必定减弱，造成灾祸，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