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挺：雪中送炭

“三九四九冰上走”，大别山的腊月寒风呼号，泥土早被冻得坚若铁壳，阴冷的白昼化不了冻，小河里的冰便一天天厚下去，河床终变成一根白练似的巨冰。田埂、小路和稻场被冻裂了，张开嘴巴，深深浅浅纵横交错，如同父亲手脚上张开的口子，看着叫人生疼。

清晨，阴沉得厉害，屋顶、窗户、草木上照旧结着厚厚的白霜，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溜子，晾挂面似的。我缩在被窝里，天色微熹中听到窗外霍霍磨刀声。等我起床，父母已经脱去棉衣，换上单薄的卡裤褂，各自在腰间绑上刀鞘，别上弯刀斧头上山去了。

椿树湾离村庄最远，我行在踪迹难辨的山径，脚下层层叠叠的落叶隐藏着秘密，也遮盖着危险。叶子几乎落光，残留的像一条条破布，寒风中斜斜扯起来。落光的倒好，树枝灰褐干瘦也颇清爽。山林比夏天通透，只是灰蒙的天色总在上面抹上浓重的水墨，看不清楚。石头突兀，山溪枯涸了，省略叮叮咚咚的声响。万籁俱寂，“扑通”一声鸟飞过去，凛冽的风随之抖动。要想找到父母并不难，只要竖起耳朵寻那砍斫之声便可，但往往并不准确，或许是风把声音吹得七拐八弯使然。渐近，刀斧与木头撞击声并不清脆，如闷在罐子里的男中音，短促低沉，却十分有力，每一次声响都伴随着大山震动似的。山高而陡峭，他们连卡褂也已脱去，头顶上升腾起白雾。父亲说，烧炭最好用黄粟树。我们把适合烧炭的好木从山上一根根扛下来，十天下来，门口已经码起了一堆。

 

紧接着是挖窑。村前一条小河，汇聚着各个山湾的溪水。河床太低，村民要用河水种庄稼，便在河中拦起大坝，储满水便可沿边缘的沟渠灌溉田地。但山区不像平原，爆发的山洪犹如猛兽，尽使着不羁的野性，刚建好的大坝没两年便在洪水中一溃千里了。靠岸残存的土坝，正好可以从断面挖窑。于是接连几日这里便是父亲的“战场”。大地似乎冻实了心，被坚冰结起的土块比石头还硬，父亲把铁钎、铁锤都使上了。

烧炭，于父亲是第一回。“向晚天欲雪”，浓重的天幕由四周几个山尖死命地撑起，给人间争得一点呼吸的空间。父亲开始装窑。窑洞下铺上一层干柴，他爬下身子，一次次将半米长的木段抱进窑洞竖立排列，直到洞口。窑洞上方留有些许气孔，父亲点火后用泥土封住洞口。未几，坝顶上冒出几缕青烟。它们是不是狼烟呢？被父亲排列整齐的木段似乎变成了秦兵汉俑，它们在结束自己普罗生命之后，又在地下开启另一段生命旅程，而一旦重见光明，便给人间送去热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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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不是木，也不是炭，是父母黑色眼眶中迸发的新希望。那年我从县城毕业分配至供销社。当我拿着一纸通知书好不容易找到“单位”时，方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社早已解体，原有职工都已下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父母瘫软在地。对于祖祖辈辈跨不出大山的农民而言，读书成为山里孩子的捷径，“包转户口包分配”，我的身上凝结着整个家族的命脉和希望，心中的信念犹如那个冬天被长久冰冻的土地般坚实。“认命吧”，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父母纠结在两种命运和选择的极度苦恼之中，不停地为我四处奔走。

长久以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生活断然不能失了希望，有希望就有奔头，尽管他们自认的希望并不实际代表什么。他们听说如果上面有“人”，可以等到下年重新分配。他们想起在县城工作的一门远亲，决定上门试试。那时县城不像现在，家家烧着煤气罐、煤球炉，冬天取暖还是用传统的木炭。城中木炭精贵，不说价钱贵，就是想花钱买上一篓好炭也不容易。农村人舍不得烧炭，冬天用晒干的油茶籽壳烤火，不但烧得时间短，还冒烟，好在不用花钱。烧炭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对木头要求也高，故只在二十里外的大山有两家。父亲决计烧炭就是想省下买炭的钱，自己烧好送到县城，毕竟重新分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