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道里的那些人儿

 

 

 

 

村庄的过道就是城里的胡同。

村庄有街道就有过道，哪个村儿也一样。

农村的过道虽小，却也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一麦一缝，一人一性”说的就是这个理儿。也就是说：“是麦粒儿都有一条缝儿，是人儿都有自己的性儿。”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回事儿。我在的那个过道人不多，性情良善的，品行刁蛮的；精于算计的，稀里糊涂的；嘻嘻哈哈的，沉沉闷闷的；靠土里刨食儿拾柴捞火的，凭头脑活泛抓挠个仨瓜俩枣儿的，都有。一个过道就是一个社会，就有述说不完的故事。

农村的过道极少有官方命名的，人们便依照聚居的人家什么姓氏占主流，就派生出了“路家过道”、“孙家过道”、“马家过道”和“李家过道”。有生产队时还有“三队过道”、“五队过道”。有历史传说和典故的或地理特征明显的，便又有了“XX过道”。

小时候我生活过的那个过道，南北也就200多米，却让我一生也不能忘。

我回农村居住时才10多岁，住在过道的正中间儿。南边有四五户，北边也有四五户，成天出门就见面儿，干活在一块儿，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便走进了我的记忆深处。

住在过道最北端路东是一个姓田的老人，个头很高大，年轻时一定很威猛。我记得他当时大约80多岁了，上嘴唇一字胡很白，头发也白，连眉毛也是白的。他说话很少，一说话就很急促，不仔细听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好像怕别人抢了他的话头儿。他总是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永年那一带农村做生意，一年四季也极少见他回来。其实说他是做生意，就是贩卖些针头钱脑儿、糖稀、糖蛋儿的小商品。邻居们都赞叹，这年纪了还有这身子骨，“真不懹”哩。那个年代每天能挣个块二八毛就是很大的本事了，在家劳动一天才挣一毛多。在剪除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他却不用下地、免受冲击，在很多人的眼里，他简直是最大的“光棍儿”。

他的南邻是姓李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比较高大、很结实。一个个夏天也不见他披件衣服，灿烂的阳光把他的皮肤晒的黑红、黑红。他盯着你时，总是眯着眼，却很有神，走路总是不紧不慢，给人一种威严感。他当了20多年的村干部，一直游走于支部书记、副支部书记的位置上。这些干部经历让他讲话时很有当时那些干部的特点，不管说什么事儿，都带着“这个哩话……这个哩话……”我后来当生产队长时，他很自然地成为我们队的“包队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搭过伙计哩。只是那个时候都很廉政，用当下的话说当干部的特权就是“坐席在中间儿，庄基在路边儿，说话就当家儿，处处能沾光儿”。但他从未沾过集体的一点光，我也从未给他送过一斤粮食。那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邻居们见过世面的极少，很多妇女一生也不出三门四户。在村民眼里，当然也包括我，支书就是最大的干部了。村支书的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儿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或者影响了一个家庭在那个阶段的幸福指数。

支书的对门是一个在当时很富足的人家，因为那家的主人在邯郸上班，挣着工资，是“旱涝保收”的差事。用邻居的话说“趿拉着鞋片儿就把钱挣了”，在那个年代是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因为他家有活钱，盖得那房屋在那个过道、乃至整个村都是一流。堂屋和东屋都是“青砖白灰，真砖到顶”的四面皮儿，也就是外墙是砖，内墙是土坯的那种房，典型的冬暖夏凉。他家用的家具在当时也很上档次，他儿子第一次定亲时有了“驳栏儿”，女方家的母亲登门说合带相看庄基，一看东屋放了两张八仙桌，羡慕至极，连说：“这闺女没有福气啊。”那个挣工资的人，到底是在江湖行走的人，衣着打扮、说话举止明显与农村人就不一样。我们常说的“后晌、皇深、过了明儿”，到他嘴里就成了“下午、晚上、后天”。用完后我们说“不使了”，他却说“用完了？”其发音、声调儿明显地带有市里人说话的腔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