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命的高考

四川广安 | 钟明全

 

说起高考，顿生痛苦。因为此生，我先后参加了数次高考，却终究没能进入正规的院校（但后来在单位上参加在职培训，却也进过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似乎，这便是命。没有学位，没有自己术业的专攻，没有骄人的学历身份。

命运阴差阳错。上帝给你开了这一扇窗，便会关闭另外一扇窗。

虽然我生在农村，却又算不上纯正的农村人。父母在刚解放的时候先后参加了工作，说来我也算是干部家庭的子女。然而，母亲却在某一个时期因身体的问题被下放回到农村。于是，我自知道世相起，便生活在农村，学习在农村，劳动在农村。好在，我的父母都很重视子女的读书。我发蒙也早。据说，我4岁多就跟着表姐一起到张家祠堂读书。一场意外的劫难，让我差点在5岁那年离开人世。自那场灾难后，我又重新开始学习走路、说话，就像才满一岁的孩子一般。医生曾断言，我病好以后，可能不能用脑了，也可能不能结婚生育了。当然，读书，也就不得行了。

但是，作为家中的男孩，父母总是很重视我的读书。在观阁的时候，先后在张家祠堂、青莲庵上学。尤其是在青莲庵，程姓老师对我很好，我也爱学习。可他们时常担心我学多了，脑壳转不过弯，会影响我的神经。所以，当我们从观阁迁家到金广的时候，又涉及到我读书的问题。在八角庙，我降了一级。在金广，那时小学毕业升初中需要推荐上学，我竟然没有被推荐上。回到家里，我便落泪。父母去找了人，我才得以进入初中。在金广读初中接近两年，到毕业的那个学期（那时应该是1978年毕业），父亲看到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可能无法考上高中，便将我又转学至广安二中，从初二读起。现在想来，如果那时直接在金广参加中考，那么我该是78级的初中毕业生，如果能考上高中，那就应该是在1980年参加高考。结果，我在广安二中，于1980年初中毕业。为了解决就业（那时的就业可是一个真正的改变命运的硬的道理），脱离农村户口是最大的目标和方向。而如果，唉，已经没有如果了。如果当时我母亲的政策能够在1980年之前落实（在此之前正在申报落实之中，但直到我考入师范后，母亲才于1980年下半年解决她的工作、城镇户口问题，随后妹妹们农转非），也许我的选择就变了。

还是说一说我的没有高考的却算成功的中考吧。

就读广安二中，在当时广安的条件也算是最好的了。记得那时，父亲为了我转入广安二中，算是放下了他的面子，向该笑的人笑，向该求的人求。总之，进入了那个班级，成了二中的学生。而我又天生有些倔强调皮，常常会引得老师说我“特殊”（这个名号在我一生的求学中可能很多时候都背起的）。而父亲对我则相当严苛，因为他知道，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只有靠自己努力的学习。在那时，我的物理始终上不去，尤其是那个握线圈、看电流的那种。后来，父亲找了他单位的同事，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叔叔为我专门辅导物理。而我自己也逐渐意识到，读书才是改变自身的唯一出路。当时，我的数学时好时差，极不稳定，为了数学能上去，我在老师讲课、评讲、修改作业后，总是将做错了的题重做一遍，再到老师的办公室，认真听取老师给我指教。然后，再拿给老师批改，再做。应该说，那年能中考成功，与我这两科上去关系甚密。而背科类，则是反复地去背诵，默读。中考预选起后，可以读高中，可以再考中师中专。我选择了后者，并且顺利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就此，埋下了我对高考向往的梦，以及对高考升腾起的那种莫名苦痛的感觉。

进入师范后，一面学基础知识，一面学专业知识。当时进入师范的学生，似乎都是那种自以为不错的“天之——中等骄子”。他们大都和我一样，好想能够在读师范的时候，又能参加高考。可是，那时的学校却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中等师范学生只能被命名为“万精油”——什么都会点、什么都不精的那种。为此，我在1984年（毕业后的第二年）写过一首长诗《不该回忆的过去——几个师范毕业生和他老师的谈话》，深刻地描述、剖析了那段师范学习生活的岁月，畅想了我以及我们那个时代无数中等专科学生的人生愿望。开首引用了奥马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中的一首诗——“如果你愿意探索这种奥秘／耗掉你生命的珠片，那就快去！／真理和谬误也许只差根毫毛——／但请问，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而在这首长诗的结尾，我用了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