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一路

 

●黄国英（四川）

 

 

半个世纪后的一次重逢，一位女同学兴致勃勃地揭我的伤疤：“记得你是全年级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围观的同学连忙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我在校时的囧事，弄得我有些无地自容了。

 

现在我当然敢大方地承认，我的近视眼是在位于德阳工农村的一家职工医院走廊里养成的。姐姐常取笑我学历不高，而度数不浅。正当我在《简·爱》的独白中渐渐入港时，蓦然间耳朵疼痛难忍，发现真相的父亲怒气冲冲地将我拎出昏暗而色彩斑斓的文学世界。

 

挨打是难免的，在这类事情上，父亲决不会心慈手软，连最宠爱我的外婆也加入口诛笔伐的行列里，只有母亲说了句公道话，为什么医院的照明灯就不能再亮点吗？可惜高高在上的院长听不到这来自一位学生母亲的心声。俗话说得好，现世报，来得早。待暑假后开学时，我的视力已经急遽下降，老师将我的座位从后排挪到了前排，我仍然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再一次愤怒的父亲只得抽空为我配了一副二百度的近视眼镜。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我这一戴便是五十余年，而且愈戴愈深，成为衣服之外我身上的最须臾不能离开的物件，以致鼻旁和耳边均留下深深的压痕。所幸家里两个妹妹后来也相继戴上了眼镜，我才不至于孑然无援，动辄就被父亲责骂。究其原因，灯光是无辜的，不争气的是我执拗的兴趣爱好。明着不行，我只能将阵地转移至被窝里，继续着课外书之旅。

 

建设者的候鸟属性，注定着一生都居无定所。父亲先是独自一人从上海奔赴长春工作，接着又调到富拉尔基，并在那里召唤母亲舍弃上海户籍举家迁往想起来就飘雪的北疆。待我还未完全适应当地环境，一纸调令又将父亲拖家带口地迁到四川德阳。南北的气候落差如此显著，唯一不变的是我的籍贯和口音，并波澜不惊地融入建筑工人子弟的浪花之中。

 

当时我们所住的砖混平房仅有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照明还将就，但要做功课就只有将饭桌挪到灯底下，才能看得清作业本上的横条或竖格。后来父亲因八级工身份准予搬入局职工医院三楼，而楼下是该医院的各个科室。与我们家为邻的是父亲的同事曹伯伯，他们家四男一女，而我们家则三女二男，我排行老二，正在读初中一年级，对中外名著痴迷不已，直接导致视力和各课成绩下滑，老师着急，家长生气，而我却悄悄偷着乐。

 

灯光的力量始终温暖而亲近。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我始终生活在城市里，天黑了就要开灯照亮，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动作，从来也不觉得是奢侈和铺张。而我的妹妹和弟弟曾经当过知青，当他们描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看书的情景，深深摇曳着我内心深处的那根孤独的弦。

 

父亲的迁徙之旅还在继续，数年后再一次举家搬到宜宾，我恰逢初中毕业。那里的屋顶是石棉瓦的，冬冷夏热。我在参加工作后的数年间还不得不与弟弟和妹妹挤在一间小阁楼里。因为阁楼里没有电灯，天黑了只能早早睡觉。后来条件好了一些，父亲便在屋里安装了日光灯。到了晚上，一揿灯开关，只听镇流器一阵响，房间里顿时被照得亮亮堂堂，这在左邻右舍还都是使用白炽灯的年代，就显得与众不同了。父亲为此被人贴了大字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并限令立即整改，父亲不得不取下日光灯，重新装上白炽灯。

 

女儿出生的年代，比我要幸运的多。她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上还有台灯。每逢夜幕降临，女儿认真写作业，我则在另一间屋子里写诗弄文，父女俩互为陪衬，又相互不影响。

 

宜宾的夏季真难熬，闷热无风，蚊虫很多，偏偏我工作的单位和市郊农村同属一条线路，供电局拉闸停电成为家常便饭。我们一家三口只得加入邻居的队伍，拿着小板凳坐在公路旁聊天，寄来回奔驰的汽车掠过的风祛热。茫茫夜色中，我对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作业的女儿说，要是有个一按能亮的灯就好了，像手电筒那样开或关都由自己掌握。后来听说深圳有可以充电的应急灯，我便第一时间托人购买，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