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地禁锢，文艺作品长时间内千篇一律

作者：周国元

写作这活儿，天赋、灵感、阅历、学识、见闻、毅力、勤奋、兴趣、耐住寂寞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最至关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必须得深入生活。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几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明确指出:生活是创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又指出:艺术源于生活，但它不是生活的奴隶，要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记得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到生产队去参加了一次劳动，就是社员在地里割麦子，让我们在后面检拾丢落的麦穗。那次我们一个班近三十个学生捡得都很认真。回来后，老师以《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为题，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就把如何出发，到地里如何捡拾麦穗，又如何排着队回来，流水账似地记录出来，只不过把已学的形容词用上了。没想到老师看了后大加赞赏，当时就给用红笔大大地给打了个“5”分。那时是从前苏联学习的一套教学法，5分即是满分。然后又在全班宣读了我的作文。通过老师这一鼓励，一下子使我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终身不辍。如果那次老师对我的作文不感兴趣，或者是感了兴趣不加表扬，那我也许终身对写作失去信心或不关注写作。从此以后，我对空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加用心学起来。以至从小学毕业到初中毕业，我的作文都是全班第一。

 

中学时期，老师说，光靠课堂上学来的知识是有限的，必须得多读书才行。常言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鼓励学生多看课外书，学校里图书馆藏书很多，于是，除学习必要的文化课之外，我基本是泡在阅览室里，读书也是同龄人最多的一个。

当了老师以后的最初几年，怀揣当作家的梦想，也是除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见缝插针进行写作。当初由于诸多不切实际地想法，走了不少不少的弯路。比如一开始就想写一部长篇，企图一鸣惊人。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写作品必须体现正面人物的高、大、全。写反面人物必须阴险、狡诈、阳奉阴违，而处处畜意搞破坏，但最终必须要正面人物战胜反面人物而告终。这几乎成了全国所有文学作品的一个铁律，任何文艺工作者不敢越雷池一步。

由于此种形式地禁锢，文艺作品长时间内千篇一律，看头知尾，索然无味。直到文革结束，才有重新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正确道路。但是对我来说，脑子里已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很难一下子转过这个弯来。

有一次开了一次创作会，听到一位老师讲，写作靠灵感、靠想象是可行的。并举例说，一个人在街上捡到一张带血的钞票，你就此展开想象，可以编出一百个或者更多的故事来。罗贯中和施耐庵是明朝人，怎么写出三国故事和宋朝故事？吴承恩和蒲松龄都是人，怎么写出活龙活现的神写鬼呢？还说，现在年轻人写抗战题材，他爸爸也没经历的事情，不是靠想象靠什么？

于是，我展开想象的翅膀，靠想象天马行空般地写起来。

因本人职业是教师，写作虽对教学有一定辅助作用，但它毕竟不是主业，主要精力必须放在教书育人上。空余时间才能搞点写作。冬季，正赶上星期六或星期天，第二天不须上课，办公室是有煤炉子的，九点钟以后，老师批改完作业、备完课回家睡觉去了，火炉子正旺，索性拼他一个通宵，但所写的东西寄出去之后屡屡遭遇退稿，复信是所写内容不符合实际，最终成了一堆废纸。几年下来，退稿信攒了一抽屜。看来创作会上那位老师的经验之谈虽然有些可取之处，但没有实际生活是万万不行的。也经常听人讲，有些年轻人从看书中获取了素材，再东拼西凑，写了一部抗日题材，还有幸拍成了电视剧，结果让实际参战的老兵看到了，气得哇哇乱叫，还差点砸了电视机。写电视剧的为出名，拍电视的为赚钱，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作品，只能蒙骗一些不明真象的观众，最终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属“露水”作品，也是一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