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孙大叔

王贵生先生是我在寺耳工作时的老领导，他为人诚恳、待人谦和，工作踏实、作风务实，是从全县优秀村支部书记一步步走上镇党委书记的典型。

革命理想高于天。像孙大叔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用以自己一生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坚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现荐读王贵生先生的散文《我的孙大叔》，让我们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身上，不但要学会怎样工作、懂得怎样做人，更要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吸取革命信仰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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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灵口乡香山村支部书记岗位上被组织选拔到洛南县上寺店乡任副乡长，记得那时和几个年轻干部下乡，翻越冯岭到牛蹄村20多里山路，下山第一家便是孙大叔家。

一见面，老人家热情大方，递烟端水，取柴做饭，一边做一边自报家门：“我老伴去世早，几个孩子在外边工作，家里就我一老头，你们这些娃娃不嫌我这简陋，就吃这住这。现在社会好了，不缺啥的。”一席话，说得人心里暖烘烘的，真是好人好心，快人快语。闲谈之中，老人给我们讲，解放战争中，这里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部队经常活动在上寺店村“庙上”和周围的山山岭岭中，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送吃送穿、送儿参军，保护伤员，掩埋烈士。部队开拔后，多少户群众遭到国民党地方顽匪的血腥残害。解放后六二、三年，山里虽然缺吃少穿，但还好点，“山外”平川地区人多地少，来山里乞讨的人整天不断，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困难大，我们家就和许多群众一样省吃俭用，每顿饭多添几瓢水也就多周济一些人，那些年善待了多少人我们也记不清了。听到这些发生在山里、也发生在孙大叔家里的故事，我们的心情感动而凝重。从那时起，我和许多干部便把这里当成了下乡吃住的“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把这位诚实善良、世故沧桑，脸上印记着岁月年轮的老人与我年迈的父母放在一起敬重。从老人厚重的身影里我悟出了人“品”，因为，人之初，性本善。

勤俭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更是农村人治家立身的“根本”。在孙大叔操持的这个家里，除了人情门户、料理家务，其中最大的两项“重活”，一是耕种五亩责任田，二是喂猪养鸡。用他的话说：“地不能荒，荒了人笑话，它是山里人的‘命’。种庄稼要掌时令、察天气、勤耕锄、多丰收。我虽然苦点，但很快乐，换来的钱够我用的”。他身板硬朗，穿着朴素，土布裤褂，黄鞋布鞋伴随着他不离不弃。儿女们常常回家来看望老人，给他从城里买回来的一件件新衣服，他都折叠整齐放在了他和老伴结婚时的古铜色木箱子里。吃饭对于老人更不讲究，一天两顿饭，一盘酸菜咸菜，两块玉米面馍，一碗洋芋糊汤，简简单单，热热乎乎。每每想起我和下乡干部帮他种地拔草，冬日里坐在热炕上一起剥玉米棒，开怀畅笑，闲谝无惧的情景，让人好不快活。

少年时期，孙大叔因家境贫寒只上过两年初小，但他勤学、善记、悟性好。年轻时他当过公社干部，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自愿辞职回家务农。在长期的农村生活中，一部袖珍收音机成了他生活学习的“伙伴”，老人家养成了长期看书、看报、剪报、抄录治家格言的好习惯。孙大叔秉性耿直，公道公义，是上寺店出了名的。九十年代乡镇工作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整天修路修地、催粮要款、计划生育从不间断。我经常带队下乡，每逢到牛蹄村，孙大叔变成了我们工作的“红色向导”。谁家交统筹款没钱或人不在家，他先垫着，谁家因交款修路思想不通跟我们“顶嘴”，他解释说教，平息事态，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记得在区公所组织修筑“灵(口)朱(阳)”“灵(口)木(桐)”公路时，全乡劳力走出家门，在工地上安营扎寨。孙大叔除每天辛苦完成自己的任务外，晚上不顾年老体乏，还抽空到乡指挥部来给我们送玉米糖、柿饼、核桃之类的农家“珍品”，令人感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遇红白喜事，他总是奔走张罗，出计献策，早出晚归，一帮到底。在孙大叔身上永远释放不完的一腔拳拳爱心和殷殷情怀，将激励我们后辈做人做事要厚道舍得，低调务实，为人处世要明德知礼，尚善睦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