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木匠父亲

四川岳池| 唐先学

 

　　我的父亲叫唐维伟，别名尾巴龙。尾巴龙是乡里乡亲对他的经历与别人不一样而取的名字，用现在网络颇为时髦的说法，叫昵称吧。龙，龙头，龙为首，走在大家的前面，大概这意思。父亲在世时，是原岳池县革新公社（现天平镇）十八大队的大队长——政府基层组织的最高领导职务。全公社编制十八个大队，父亲所在的大队排名最后。改革开放后，十八大队易名白纸山村，因所在地有一座久负盛名的山，叫白纸山，故名。1963年5月中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要求各级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按照这一决定，父亲所在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那时，父亲是党组织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出身贫寒，家庭成份贫农，很幸运地被贫下中农推举为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实际上此协会并未开展实质性活动，任职者亦无酬劳，因公务未参加农活，记误工补贴，均挂在大队长名下。主席一职看似虚拟委任，但荣誉和信任是实在的。主席一职，到父亲去逝也未缷任，可算是誉满终身。

　　一介平民，优渥的政治待遇为父亲提供了相对宽松的、从事木工活的良好环境。父亲九岁开始学习木工手艺，到1964年大四清运动时，即他任大队长和贫协主席时，已经有三十余年从事木工活的经历。勤奋好学，脑瓜子灵光，三十余年的木匠生涯，让他的木工手艺达到了艺境颠峰，也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精湛的手艺，加上为人忠厚，他在老家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享誉一时。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风盛行，从上到下严格限制农村五匠外出做手艺挣钱，违者会受到生产队扣工分的惩罚。由于有不错的人缘，加上大队长、贫协主席的背景，父亲却常能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为别的生产队砍犁头、做龙骨水车，为农户修房造屋、做家具等。种种“违规”行为，组织上从不过问，社员们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这一奇异现象，我理解为：父亲的不时“走穴”，为大队、小队解决了“不误农时”的“燃眉之急”，为农户解决了红白事的“一时之需”，如果所有的农村五匠，没有或多或少又利国利民的及时“走穴”，大队、小队和农户的“燃眉之急”如何解决？公社、大队、小队，或者是农户，选择集体沉默不是没有道理的。

　　父亲做木工手艺，感触最深的，是为即将出嫁的姑娘做嫁妆。农家的姑娘出嫁，一般情况下，木质嫁妆不外乎有双人床、写字台、方凳、靠椅、餐桌、柜子、木箱、尿桶、脚盆、脸盆架之类。嫁妆的多寡，反映出家庭的穷富差别。主人只要报出做嫁妆的数量，其家底殷实与否一目了然。富者，嫁妆丰厚，穷者，嫁妆仅为一两件，贫困到令人心酸。但家庭贫穷，徒呼奈何？这种贫困的家庭在农村几乎占了百分之八九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农村生活水平处在怎样的一个状况。

　　我应征入伍前，曾有过数次随同父亲做木工活的经历。

　　有一次，邻近的一个生产队新做龙骨水车，生产队长亲自上门诚恳邀请，盛情难却，父亲同意了。那一次，其实父亲是要参加一个会议的，他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请假，竟得到批准。

　　一般情况下，田亩和人口较多的生产队，有二至三架龙骨水车，小的生产队有一至二架不等。当然，还得看生产队所在地的地方是山区或者是平坝。山区干田多，干田需要车水栽秧，车水就必须用龙骨水车依次从低处有水源的地方向高处的梯田翻水。六七十年代，水泵尚未在农村普遍使用，龙骨水车成了翻水的主要工具。龙骨水车提水高度可以达到2米左右。车水活是辛苦的，为了鼓励社员们出工出力，几乎每个生产队都给水车的社员评最高的工分，除每天十个工分保底，视劳动强度加分，多的一天可以加到十分以上。但凡有体力的劳动力，都愿意去挣这个高工分。高工分意味着高收入。有体力不去干重活，却会被人指责、挖苦或耻笑，严重的时候，还会受到生产队长的批评，甚至倒扣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