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小轿车上下班的环卫工

 

 

   五月初的北京，疫情已得到较好的控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在家宅了好几个月的我恢复了以往的习惯，每月下午三点多到离家不远的公园散步消遣。不同的是现在外出散步要带上小区出入证和戴好口罩，口袋里再多装几张餐巾纸，以备吐痰用。这是疫情期间无形中养成的好习惯。因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仍需加强戒备，所以我外出散步都是独来独往，而且不到人多的地方去。

    因为每天走的路线基本一样，而且每次都能遇上一位50多岁的环卫工在路旁不停地工作，相遇几次以后都有互相打个招呼的欲望。当然，还是我先开口：“师傅辛苦了！”

那位师傅回话说：“这还叫辛苦？有时有晌的上下班，又卖不了多大的力气，和年轻时在生产队挣工分时比，这点活还叫个事儿！”

我一听，地道的北京音北京话，虽然戴着口罩谁也看不清对方的面部表情，但从眼神和语气上会感觉到彼此并不陌生。我也更有兴趣多和他聊几句，因为多日宅在家里很少说话，真想有个机会报复性的说上一顿。于是我又问师傅：“听口音师傅不是外地人，如果是，离北京也不会太远。我猜得怎么样？”

     师傅一边蹲在公路旁人行道上拔砖缝里长出的野草，一边抬头向我一笑说道：“您老算说对了，我就是咱大兴的。前几年建新机场把村子全占了，地也没了，人住上楼房了，按说是好事。可咱庄稼人不干活浑身难受，您说这叫什么臭毛病？”

    我笑着回答：“这可不叫毛病，更不臭。这叫劳动人民不忘本，是好习惯。再说得好听点这叫美德，这才是咱们农民的本色！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不少农活也干过。”

    说完相互都笑了。为了不耽误人家劳动，又是初次交谈，聊天也就到此结束了。

 

 

 

    过了好几天，我去散步时又遇到了那位环卫工，因为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很大，不可能总在一个地方。这次相遇像老友邂逅，很远就互相打招呼。在聊天的过程中这位师傅一边清扫路边的树叶和杂物，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跟我侃大山。得知他姓郑，祖籍是山东，他太爷爷那辈逃荒到大兴落户，从时间上看也称得上是老大兴人了。他很自信地对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老爷子退休前肯定是个干部。”稍一停顿又继续说：“不过也不可能是大干部，也就是个中不溜的小官儿。”我问他怎么能看出我像个中不溜的小官儿呢？他更加自信地分析:从您走路的姿势和说话不紧不慢的劲儿看，像个干部；为什么不会是大干部那就更好猜了，不用说太大的官儿，就是乡长一级的官也懒得搭理我们这些扫大街的，您说我分析的在理不？

     我笑着回答他：您还记得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您说对了，我最小的官是小组长，最大的官是主任，是专管学生的班主任，正符合中不溜的标准。他听出我是老师，立刻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最没脸见老师了，小学毕业就不念了。说家庭困难那是找借口，那年月谁家不困难呀？主要是我贪玩不用功，不爱学习，考试老在最后边，没少让老师生气。就为这，见到老师我就躲着走，总觉得没脸见老师。为学习，在家里也没少挨揍，天生不是上学的料儿，后来老爸也不打了，他认为什么人有什么命，由他去吧！所以小学一毕业我就下地干活去了。”       

 我劝他：“人各有所长，你这个农民比我这个中不溜的干部一一班主任强多了，我10个也比不了你一个呀，这一拆迁，楼房好几套，现金几百万，比解放前的大地主生活都好。大地主也没住过楼房用过手机呀！”师傅很自豪地说：“那是那是，咱明白人不说糊涂话，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要还是像以前那样满地大沙滩，甭说修机场，修条马路也修不成。甭说住楼房了，能有几间不漏雨不透风的土坯房就不错了，咱托共产党的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