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文/徐泰屏（湖北）

　　　

　　　　      　　　　　　　　　

　　　　 

2012年10月，时年69岁的父亲，在咳痰咯血数月之后，终被武汉同济医院确诊为“肺部鳞状细胞癌”。拿到确诊报告的那天，我们兄弟四个在哭过痛过以后，即遵照父亲的“旨意”，将其搀扶回到了赤壁市中医院进行“保守治疗”。也就是在那一天起，我与兄弟们正式开始了对于父亲的“后事安排”，有条不紊地张罗起了父亲的遗像拍摄制作、棺木准备等一应具体事情。

就在我们从内心深处慢慢接受了“父亲”与“死亡”这两个紧密关联的残酷概念时，垂死的父亲却咳痰咯血地活过了一天又一天……2013年，父亲在赤壁市中医院进进出出几个回合之后，2014年和2015年两个整年，都没有住院就诊过一回，以至弄得老家徐家边的邻里乡亲们都说医院“诊错了”。作为儿子，我多么希望真是医院“诊错了”啊——在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里，我最怕接到的电话，就是我母亲打来的电话；我最怕听到的消息，就是父亲“又吐血了”。这期间，每每打探父亲的病情和为父亲买药带药，我都是把电话径直打给在老家养鱼的三弟，我害怕亲耳听见父亲那因咳痰咯血而严重走样的沙哑声音，甚至都没有了倾听的勇气。

2016年1月10日上午9时许，我几乎是颤抖着接听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说，你爸已两天粒米未进了，现在喝水都呕。听罢母亲的话语，心跳就一下子快了起来，就有一种心慌的感觉，让人不知是开门好还是关门好。神情惶然之中，我一路小跑地冲到大街上，接着租了一辆面的车直向20公里外的老家急驰而去。20多分钟后，当我出现在父亲的面前时，蹲坐在火塘边烤火的他，几乎是使尽全身力气抬起耷拉的脑袋把我瞅望了一眼，接着又把头低垂到了膝盖处。看着父亲连咳痰的气力都没有了，我让母亲和三弟媳迅即准备父亲住院的衣物，立马将其送到赤壁市中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来到赤壁市中医院住院部7楼，找到2012年和2013年为父亲接诊的主任医师，不料主任医师在看到我父亲时，竟然白天看见鬼一般地惊叹道：“你爸还没死啊！”就在我哭笑不得的时候，父亲因为进出电梯而突然变得呼吸困难起来，主任医师顿觉不妙，立即将父亲安排到急救室进行急救。插氧，吸痰，输液……父亲终于缓了过来。寸步不移地守望在父亲病床的床头，夜幕降临以后，我买来牛奶用开水烫着给父亲吸，然后打来一盆热水为父亲泡一泡冰冷的双脚。就在我端着一脸盆热水就着父亲吊在病床上的双脚时，他突然要小便，我立马放下脸盆准备搀扶他上卫生间，父亲却说来不及了；望着父亲那近乎哀求而可怜的目光，我连脸盆中的毛巾都没拎起，就下意识地把脸盆端起来，让父亲直接把尿拉在了脸盆中。在把父亲重新扶到病床上休息时，我看见父亲的棉裤已被尿湿了一大截，为其脱下尿湿的棉裤换上干裤时，只见他内裤的后裆上有两、三块干壳的屎渍，并看到他那双薄皮包着双腿就像是两根细小的干木柴。这时候，就觉得鼻子好酸好酸，眼泪就涌泉一样夺眶而出……曾几何时，“父亲”在我胸中是一个多么高大和坚强的形象啊——就像不经意翻开了一枚硬币的另一面，突然看到垂死的父亲，原来就是一个需要悉心照料和用心呵护的“孩子”。也许是因为打点滴的原因，也许是大小便失禁使然，那一晚我都在为父亲接尿倒尿、掖被捂被。凌晨时分，我在父亲的病房外压着声音给在老家养鱼的三弟打了一个电话——我无限感慨地对三弟说：“老弟啊，哥今天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儿子！”其实我还想对三弟说，我现在还是父亲的“父亲”，但这话最终没有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