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路
作者：admin 发表于2022-01-31 10:55 阅读(0)
我的求学路
文|张宗成
幸与不幸都是生活的馈赠。幸运给我们的成长带来便利，而不幸则像磨刀石，使人得到磨砺，从而增长才干，正如我求学的经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幼儿园多是城里人的专利。而1958年秋，我这个农村孩子竟有幸上了一年幼儿园。那时搞大跃进，农村实行“六集中”。具体是哪六项集中到一起，我至今没弄明白。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吃的是大锅饭，那时叫吃食堂。我家三口人生活在三个地方：我父亲是饲养员，住在饲养组，那时临近几个村的车辆牛犋都集中在南大坑附近，母亲搬离了原来的家，住在邻居家临时隔断出的一间屋里，我家的房子成了队部。我则被送到东面三里外村子的幼儿园。虽已记不得那时幼儿园的情景，但想来应该是幸福的吧。
接下来，我有幸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上完了六年制小学，更有幸遇到了一众好老师。教低年级的王萍亲切和蔼，教学有方，很受学生敬重。教六年级数学的是教导主任高敬炳，当时校长抽调去搞四清，他还负着学校一把手的责任。他讲课清晰明白，效果突出。那年升初中考试，我的数学成绩达到98分。六年级语文的老师叫孙征，白牛人，原来是县中心小学的校长，因被划“右派”，留用为教员。他很真诚。初夏时节，他午休时拿十来本作文本垫枕头，结果忘了此事，就把那十来个学生狠狠训了一通。后来自己在枕头下发现了这些作文本，于是在班上真诚地给学生鞠躬道歉，难为了他一米八的大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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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初中，四中的条件在全县是第一流的。光实验设备和体育器械就占满了12间房，图书室还有大量图书供学生借阅。体育音乐美术开课齐全，学校还经常有体育比赛，有学生自编自演的演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四中才是真的在搞素质教育。我们每两周被允许回一次家，我来回要徒步走80里，可从未觉得累。不回家的周日，还有一定的自由时间，可以逛逛县城。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不足一年，到了1966年5月，教师统统被赶下了讲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甚至封了教师的门。副校长魏俊峰每天到饭场卖饭票，校长李奇多次被推搡着游斗，后来干脆让他一个人反戴着帽子，每天独自沿古城路“游街”。尽管当时有“保皇派”老师力推“复课闹革命”，但因为造反派干扰，也没坚持几天。后来就是大串联，那时节的红卫兵只需拿上盖有某某战斗队大印的证明，就能免费乘车、住宿，走遍全国。串联期间我一连去了两次北京，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有幸两次见到了毛主席。接下来 “文攻武卫”，大部分学生回了家，留下的住进了各自的堡垒。
1968年底，我们带着学校发给的毕业证，铁锨和毛选回到家乡。虽然是“老三届”中所学文化知识最少的一届学生，但因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缘故，我和我的农村的同学也荣幸地被称作回乡“知青”。
更大的幸事是被推荐上高中。有幸中的不幸是那时的学习条件太差，学习时间太少，并且毕业没有学校可考。高中最初的一年是补学初中的知识欠账，其间还有多次外出学工学农。我就曾在蔡营青年场捡过大粪，到刁南干渠当过半月挖渠拉车的民工。后来一年半学完三年的高中课程，根本不指望知识的系统和完整。那时老师急于赶进度，一个班四十多人，只要有两人以上作业能勉强应付，就继续讲下去。有幸我是那两个学生之一。
我们用两年半学完了初高中五年的课程，这期间还有个值得一说的“有幸”。我们有幸遇上了当时邓县最好的老师：教语文的是常德年，数学高书永，英语张涛，物理李贤亮、武华印，化学虞生友，政治王华东，这些老师后来都是县重点高中或地区中专的骨干教师。在学校我学会了预习，也尝到了遇到难题单独向老师请教的甜头，我曾说，那才叫“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