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金玲：小姊的麻花辫
作者：admin 发表于2022-01-30 13:27 阅读(0)
卢金玲：小姊的麻花辫
过去的日子里，几乎每家都有几个孩子，家长们忙不过来时，大孩子带小的弟妹，是很正常的事。而每家基本无例外，被选中挑起家务的，往往是家中的女孩子。
我母亲是家中的长女。当年，南京浦口镇那个教私塾的于先生把他的两个儿子和小女儿都送进大学时，唯有他的长女——我的母亲，自小帮着做家事，带大弟妹，一直没有读书；当然，我外公外婆也可能是怕让她读书而对做家事分心，索性按住不提，以至于我母亲后来连工作证户口本上“于秀兰”这三个字也写得歪歪扭扭。
对于这歪歪扭扭的三个字，做学问一向认真的外公并没有计较，或许他也看不过去，但心里有愧，只是装作没看见，任它被我母亲的一阵怨气鼓起，吹落在一个书香之家的灶台边。
同样看不上这三个字的，还有我的母亲。要强的母亲望着出息的弟、妹，既羡慕，又憋屈，拾起写有歪歪扭扭名字的那张纸，包着娘家满含歉意的不薄的嫁妆，跟着从河北逃荒来的父亲，沿着不断延伸的铁路远嫁到了安徽。
听哥姐说，当年，成了家的母亲也是有期待的，一直憋着一口气，要把几个孩子都培养成才。然而没想到，当年作为火车司机的父亲，终没能熬得住蒸汽火车头上一锹一铲的辛劳，在七零年的一个凄冷的冬日里，撇下四个儿女而去了。
母亲傻眼了，这完全打乱了她之前的生活规划。家里失去了顶梁柱，而一家人要吃饭，自己要上班，望着脚边还需要人看护的不满两岁的小女儿，逡巡一圈后，她把期盼的目光投到了我的小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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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姊年长我一旬，在她十四岁最善于接受的年纪，我那个善于调教人的妈妈就把一个年幼的体弱多病的妹妹的小手交到了小姊那同样不大的手掌中。小姊当然不胜其烦，可她逃避不掉：年长的大哥和大姐，在农村插队当知青，家中可以替母亲分担家务的，只有小姊。
对于小姊来说，做些家事就算了，每天身后还要拖着一个小油瓶，上学怎么办？可是这些在我那充满智慧的妈妈眼里根本都不是什么事：那学校的课本来就不正常，实在老师喊了，就去上几天；想玩，那好办，带着你的妹妹一块去，不就得了……当然，我妈还有她的办法：她能把小姊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在两条粗大油黑的麻花辫梢上系上她从南京娘家带回来的美丽的红绸带---站在阳光下，即使是麻花辫照出来的影子，也那么清晰明亮！我想，那时的我妈可能是想在我小姊身上制造出一种让人艳羡的美好，来麻痹自己，以掩盖她内心无比的失落和愧疚。家里再清贫，再无助，小姊都被我妈打扮得漂亮清丽，那漂亮里有母亲的一份要强，有对好日子的期盼，更有对花季女儿的一份弥补。
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小姊美得笑盈盈的，那红绸带来的光把我迷恋得寸步不离，同样也黏住了整个站北一村的孩子的目光，并引来大人们不断的称道：“看，金平这孩子，多好！又漂亮又能干！”那两年，在我妈和街坊四邻一片“能干”的赞美声中，小姊几乎没上学，忙着做家事和拉扯幼小的我。
长大后，我们都明白，母亲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给予几个孩子间爱护和教育的不平等。曾经，自己身上的教训，又在孩子身上再现---命运啊，是多么的讽刺？心，会有多么的不甘！
似乎是轮回，似乎也是那个时代的宿命，更多的时候，人们只能循着生活的轨迹去走，而无力改变什么。刚满十六岁、在家带了我两年后，到了初中毕业年龄的小姊，没有继续上学，便端起了一份沉甸甸的铁饭碗，当了一名铁路工人。按当时的政策，父亲的工作可以由一个子女顶替，而小姊因年龄不够，已延期了两年，不能再等了……这个固定的铁饭碗对那时的哪个家庭来说，都是一面高高扬起的希望的旗；而对于我母亲来说，这面旗充满了矛盾，它夹裹而来的风里含着失去家里顶梁柱的哀痛和对未成年女儿该上班还是上学之间不断徘徊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