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条红领巾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 往年的这一天，是一年中校园最热闹的一天——“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在欢快的音乐声中，穿着盛装的孩子们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着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孩子们放假一天，没了孩子的校园没了生气，寂寞的校园里，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回到我第一次戴红领巾的日子。

 

 

 

母校坐落在大山怀抱中，教室是青砖瓦房，错落有致地组成一个“回”字，教室周围种着杨树，高大挺拔，一到夏天就会撒下大片绿荫，我们在树荫下拍纸卡、抓石子、跳皮筋……树荫下的泥土被我们磨得光溜溜的，简直可以照出人影。“回”字的中间就是我们的操场。80年代农村的小学生活很单调，没有学科节、艺术节、社团活动，全校共有五个年级，却只有8位老师，所以我们每天的课程只有语文、数学，偶尔上一节体育课，是因为老师太累了或要批改作业，就让我们在这个小操场上自由玩耍。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就成了我们最盼望的节日。

 

我8岁时才入学，却是班级里年龄最小的，那时还不是素质教育，一年级学完必须达到一定分数才能升二年级。这对于学前教育空白的农村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很多孩子一年级要上两三年，家长戏谑：双背双挎。记得我们那班30多个学生，有20多个都是留级生，我进教室才发现，比我大4岁的堂哥赫然坐在教室的一排。这些留级生仗着年龄、身高的优势，仗着比我们对学校、老师、课本更熟悉，根本不把我这样的“小不点”放在眼里，抢座位、挤桌子、争着回答问题，课上课下他们都是主角，俨然一副捍卫主权的模样，我们呢，只能缩在课桌的拐角，做个呆萌的小观众。班主任张老师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对这些混迹学校多年的“小霸王”们也是无技可施。“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班里照例要选出几个表现好的同学，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听到这个消息，留级生们胸有成竹地举起了手，没想到张老师在强手如林的队伍中点了我的名字，张老师还说，选上少先队员的同学，要在“六一”那天买一条红领巾。这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一条红领巾5角钱，在当时可以买10根油条或二斤豆腐，不知道姐姐（母亲去世后，姐姐掌控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肯不肯给我。

 

 

 

回到家，我坐立不安，偷瞄着姐姐的表情，想趁姐姐高兴时，把买红领巾的事和盘托出，不幸的是，这一天，姐姐不是在做饭就是在洗衣服，脸上只有忙碌的疲惫，我几次都欲言又止。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一直挨到“六一”的前一天晚上，再不说，我就没有机会了，光荣的少先队员就要与我失之交臂了！吃完晚饭，我踌蹰着来到姐姐面前，慢吞吞地说了要5角钱买红领巾的事，没想到姐姐爽快地答应了，说明天早晨给我钱，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去找姐姐，姐姐正在灶间煮猪食，对我说钱在抽屉里的一本书里夹着，让我上学临走时拿。现在，她要去菜园地浇菜，趁太阳还没出来前浇，猪食还没煮好，让我看着火，等煮好后再去上学。我立刻接过姐姐手中的柴，往灶堂里添，希望猪食早点开，可是事与愿违，灶堂里的柴越来越多，火却越来越小，满锅的煮食纹丝不动。此刻太阳已经出来，我知道时间不早了，今天是给我们少先队员发红领巾的日子，可不能迟到啊！我第一次知道了心急如焚的滋味，我拿着火钳，探着头，拼命地翻动着柴，可是灶堂里的火像是与我作对似的，不知怎么的就熄了，黑烟薰得我眼泪婆娑。此时太阳越升越高了，想到别的同学就要带上红领巾，成为真正的少先队员，而我因为迟到取消资格，我绝望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