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了好呢？还是近了好呢？

 

我周围朋友实在少，与朋友圈和微信群中的朋友一年到头几乎不聊天。但常常关注大家，也常常发表个人的观点，常常写文章，分享别人的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与共鸣，以致自己与社会不十分脱节。

关注大家，时而与大家小聊一句半句，时而就对着屏上的朋友要么恨之入骨，要么想拥他(她)入怀，而更多的表达方式是面对他们，自己自言自语，这基本上是个人的心理活动，与对方无关！当然，幸好与对方无关，否则那还得了？要么会动刀子动枪，要么她老公找上门我吃不了兜着走。说人与人走得太近是一种灾难，这真不是一句空话。想来别人也是如此吧！网上如此，现实中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社会很快地就步入了陌生人社会，我认为这是大家无奈的一种选择，当然也是聪明和智慧的选择，也是时代的进步！进步？就是！它更多地避免了人与人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同时，又给人带来了许多的不方便，人与人之间少了应该存在的温情。

城市人与人大多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就是对门居住，也几十年谁不认识谁。记得那年春节的一天下午两三点，我从西安电子城去给在和平门居住的伯父送礼，他没在家，敲门门不开，电话关了机，我敲开隔壁的门，一位阿姨说她不认识我伯，不知我伯的去向，或者她是装着不认识，我说要把礼物暂放到她家，待我伯回来了，取一下就行了，她不让我放说不认识不方便放。我给西郊的堂哥打了电话，他说你伯电话打不通，他也没办法，让我到周围找一下，找不见就把礼物提回去下次再去，让我下次去的话提前把伯联系好，让伯在家专门等我。我在周围几家麻将馆找了，老爷爷老奶奶们均说没见伯父。我后来要把礼物放到了大门口门卫处，门卫说他也是商洛人，山阳的，我说我是商州的，半个老乡。他说，放一下没有一点问题，放两下也没有问题，我就放下了。否则，老远的路，又要把沉重的礼物拿回去再重新送去。后来才知伯父去环城公园打牌了，而手机关机了。六点多，伯父打来电话说礼物他取了，让我去他那儿吃饭，我说我不去了，取了就好，省得我提来提去的，真感谢门卫老乡了。记得大约八七年的暑假，母亲在商洛医院出院后，母亲二姐我一块下了汽车到口前，我们要坐蹦蹦车回去，要回砚川的故乡，行李太多，车装不下，就把一整袋蒜寄到口前她一个朋友处，这满满一蛇皮袋蒜是从商县买回去，想拿到大荆街卖掉，挣一些差价换一些油盐调和，后来过了几天，二姐说她去取蒜时，蒜剩了半袋了，干也不可能干得那么快，只有挨了肚子疼，后来去大荊街虽然没有卖几个钱，但还是把本捞了回去。退一步讲，如果当时二姐的朋友不让我们放蒜，我们拉不回故乡咋办？当时口前没有寄存处。就是可以拉回去，从口前拉十余里路回了故乡砚川，下次再从故乡砚川用自行车带十余里路到口前(口前是故乡砚川去大荊街必经之地)，从口前再带三五里路到大荆街卖，那真是一种折腾，还真不如寄到她朋友处，宁愿蒜被“少”一些。

 

 

 

记得几年前，开同学会时，联系上了上大专的宋学礼同学，他在法士特公司上班，后来他说法士特招工，让我去。我当时在西安唐都科研药厂干，就给几个堂侄子及堂外甥外甥说了，后来，堂侄子堂外甥嫌工资低没去，外甥去了，后来工资就涨了，公司还给缴五金一险，工资有保证，工作时间节假日都是法定的，也有工资，毕竟是大型国有企业。这招聘对于初中毕业的他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后来外甥就因此找到了对象，走上了一条相对平坦的路。当然，外甥身体好，也能吃苦，也安心干，法士特公司也招了一名好员工。假如我不认识宋学礼，或者与宋学礼没有联系上，或者我没有与外甥联系，那么，这样的好事就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