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 | 词源

 

刘诗蕾  湖南工大中文系鹿鸣期刊  

 

 

在没有文字以前，有节奏的号子就已经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为了统一节奏、相互应和以减轻疲劳的号子，被填上有意显情的文字，致使最初有节律性、音乐性的诗歌就得以形成，这是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风”中的诗篇便印证了这一点。

 

在诗享有盛名之后，首现于舞榭歌台，为演唱曲子所写的小词，也称诗余，则往往为正统的文人学子所不齿。词这类微妙的文学体式，本也只是为了配乐，按照曲调而写的歌词。因为演唱者往往是妙龄女子，起初词的内容是描写女子、关于情爱，言辞低俗，错别字多。然而，在往后的上百上千年的历史中，它却在一代又一代的词人笔下，不断赋有新意。

 

 

 

词始于南朝。隋时，宴乐融合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外族传来的胡乐和南北朝时期留下的清乐的特点，带着异族风情，也不同于以前雅乐的庄严肃穆，变得活泼甚至激烈，颇有“中外”混合、雅郑难分的“流行与时尚”。传统的诗歌不论是节奏还是表现的内容、情感已不适于当下流行的乐曲，于是，小词便顺应而成。同时，宴乐的新变与繁荣，赋予了词外在形式和内在情韵两个方面独特的文学性与音乐性。

盛唐，是诗的国度。其间也不乏诗人进行词的创作，如温庭筠、韦庄，亦有所小成。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人赵崇祚编辑了关于文人词选的《花间集》，其中便有他们的作品。《花间集》中收录的后蜀词人，都学习温庭筠的词风进行创作，形成了花间派。这一词派题材狭窄、情致单调。大都以婉约的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愁别恨。在这些词中描绘景物富丽、意象繁多、构图华美、刻画工细，能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嗅觉的美感。由于注重锤炼文字、音韵，形成了隐约迷离幽深的意境。这时的小词已不止于简单地注重对美女样貌、服饰的描写来表现艳丽而是以此营造或美或伤的意境（可能表达了作者的某些情感）。对于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中关于“峨眉、簪花、照镜”等传统服饰以及人物情态动作的描写，张惠言有“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之言。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诗，无论是言志还是抒情，都是作者显意识的活动。诗所言之志，是儒家传统中的“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而词所言则是“兼济天下”之外的情感，词的雅郑，在神不在貌。王国维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简单的说，就是诗有诗才能表达的，词也有词才能表达的。

 

然而，词真正开始具备持久力，词之风气真正改变到了南唐后主李煜时期。李煜经历过国破家亡，前后风格有很大差异。前期纵情声色，词与前人无甚异，如“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而后来国家灭亡，囚居人下，他的词语言洗练，意境深沉，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词，不再只是写美女、爱情的小词，而是用“意境”以达到“言尽意不尽，意不尽而情不尽”效果的文学体式。此处的“境”并不只关乎景，更关乎情——写真景与真情。

 

 

词也，境界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唐诗宋词，宋朝，是词兴盛的朝代，也是词成熟的朝代。宋朝词的豪放婉约派，各成一体。李清照的词，是写情的词，是幽深委婉、曲式表达的词。苏轼的词，是言志的词，是自成一家、将词诗化的词。不同于后主遭受家国之变而致使无意识地形成了“境”，而苏轼不同，他的词境界开阔，并且有意识地完成各种或哲思或人生态度的“境”，把诗的“言志”、散文的句式加入其中，使词的内容、形式、技巧都有所提升。这也加速了词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能与诗并称的文学体式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