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抔土（原创随笔）

 

   作者：杨盛龙

 

家住坡脚下的河沙滩边上，后山黄泥巴土山，竹林与杂木林相间，寨前竹林，外面一条小小的季节河。南方山区多雨，山溪水常涨常消，水里不会长青苔。下雨涨水，水漫沙石滩。雨停水退，沙石滩光洁清爽，一尘不染，赤脚涉水过河，似可一直走到床上。出门都是沙石路，天上雨一停，即可穿布鞋出门，不像很多寨子稀泥巴路常年不干，累月阴湿。我们寨子居住环境千好万好，惟一的美中不足是缺少泥土。世代居住于斯，为一捧泥巴费了多少心机！

 

泥巴孕育生命，土地成长作物，农民寄希望于大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在坡脚跟河沙滩上修建一栋小木屋，是祖父做十几年长工积攒银钱买下地奋斗出来的。祖父出门挑水，被人打破水桶，说他买下屋场但没买出门的路。祖父发狠，勤拔苦做，省吃俭用，陆续买下好几块地，直到把家庭弄成后来的中农成份。

 

转社合拢，各家的土地都归了公，各户都一样的平均，都没有了土地。给每个人保留一分地，叫做“自留地”。土地都是公社的，大家都出集体工。一个生产队六十个劳动力，经常在地里劳作的只有三十多个劳力，年底分配时，经常劳作的，不经常劳作的，开会的，偷懒耍滑的，都是满勤满分，都分配到差不多的一等份粮钱，而且当干部的还或明或暗贪占便宜，在地里劳作的哪里还有积极性！于是，如同人们形容的，上工像拉纤，收工如射箭。人在地里，心不在地头，磨洋工，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特有景观。各家都把希望放在不到一亩的自留地上。那点自留地，种些瓜菜，种些红薯洋芋之类的，补充餐桌，以渡饥荒。

 

村寨里竟然开办起公共食堂，连那点种菜的园圃也要取消，各家砸了锅炼钢铁，集中到一起吃大锅饭，连碗筷都是公家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饥饿浮肿，贫病交加，不少人饿死了，大多数妇女患“吊茄子”（子宫脱垂），那几年没有谁家生孩子。上面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恐怕出大问题，于是放开一些，撤销食堂，保留自留地，允许私人开挖点田边地角。那时候，我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一个人开挖了好几块荒地。说是地，实际上就是几块岩旮旯、烂岩窠，茅草丛生，葛蓬缠挽。种几粒包谷，长出苗来，不及野草高。在岩旮旯里锄草，锄板当当响，后面杵烂锄头把，或者握锄头的手碰得血肉模糊。八九岁的我，星期天帮母亲抢锄草，小小年纪就感受到火坑大几点烂岩旮旯地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

 

那样的岩旮旯地，种了两季包谷，就被没收了。后来知道，那叫“小自由”，是不能放开的，随便自由是会出资本主义的。各家还是只能种那每人一分的自留地。在公社地里劳作，出十分汗水只能得到五六分的分配；自留地里种的东西，长出十粒，全部都是自己的。谁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人们的心思都在那一点点自留地里，精耕细作，间作，套作，一分地当几分用。干部下乡看到，凡是长得好的庄稼，肯定是私人自留地的。上面追查，生产队定措施，公家施肥完成以前，不能往自留地施肥；公家抢插完红薯秧之前，不能在自留地栽插。有人半夜偷偷在自留地栽红薯，被罚以敲锣游寨示众，以警效尤。

 

那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每家几分的那点自留地，连同每家养三五只鸡鸭以及房前屋后的三两棵果树，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而后快。不准农民开挖泥土，不允许农民种地。一个满脸皱纹的农民，肩上一把锄头扛着，不能举起，没处可以放下去，就那样佝偻在世界的东方。

 

什么时候，风声不那么紧啦。自留地边上的荒草丛，多挖那么三锄两锄，似乎不那么限制得很严啦。我家屋檐口外路边的拐角处，有一片乱石堆，鼎锅大的碗大的石头堆积。我将那些大石头垒砌起一米多高的岩墙，围了十来平方米一块地方，把小石头和粗沙粒铺平，再从后山运来泥土，铺在石块上。多少个日子，早晨天还没亮明，我就开始在石头堆里嗑啰嗑啰刨弄，撬岩砌墙，平整沙石。妈喊吃早饭，我说垒好这几块石头就去。天黑一阵，我还在一撮箕一撮箕地运泥土，往我新开的那一小块地上铺。心想，多一捧泥巴，就多长一棵苗，恨不得衣服袋里也装上泥巴往沙石上铺。就那样，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沙石上铺垫一尺多厚一层泥土，种上葱、蒜，再种上黄瓜、架豆、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