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如果有来生，我愿意还做您的女儿！

 

追忆母亲

 

  母亲是家里的幺女。上有一个兄长三个姐姐，下有小弟。家里据说有几亩良田一方鱼池，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也算是乡里的小康人家。但正逢日本入侵中华，四处不得安宁。一天清晨大舅出门不久便被日本人枪杀，遭此打击，外公很快撒手人寰。从此，外婆带着母亲姐弟几人辛勤劳作，靠着几分薄产，倒也不致饿着。

  三姨妈和小舅念中学时秘密加入共产党，不久投奔革命。受其影响，母亲也偷偷加入南山游击队。随着大姨妈出嫁，二姨妈病逝，家里只剩下外婆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尽管如此，五十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中，外婆因为有几间屋子，几亩田地，一方鱼池的缘故，被定性为“恶霸地主”，没日没夜地被揪出来批斗，这些批斗她的人十之八九是平日里接受过她资助的。

  那时候，因为外婆的特殊成份，在外工作的姨妈和舅舅在组织的教育说服下与家庭划清界限，与外婆断绝关系。母亲所在的工作队就管辖着外婆的片区，她也面临着与舅舅等同样的艰难选择。但母亲毅然退出工作队，脱离组织关系，回乡种地，陪伴老母。

  回乡蜗居的日子相当艰难，家产被分刮殆尽，母女被赶出自家房子，还要继续挨斗。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母亲说：“心疼你外婆哪，有时候在台上被一群人用凳子砸得鲜血直流还得硬撑着。”

  后来，成份不好又兼大龄的母亲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同样成份不好的父亲结婚。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忠厚憨实，不谙世事，每天只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母亲则以她的豁达与能干赢得了亲友四邻的尊敬。

  小时候，我们兄妹最怕的就是母亲。不管谁回到家，只要没看到她忙碌的身影，都会问“娘呢？”不管什么时候回家，看到母亲躺着，我们就知道她是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兄妹几个，不敢大声说话，连干活走路也是蹑手蹑脚，生怕吵到了她。其实成长中，她很少疾言厉色地教育我们，但我们兄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怕她。现在想来，那不叫怕，而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因为有母亲，我们充满底气，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母亲在，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那时候，一个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但母亲与四邻相处融洽。物质匮乏的时期，大姨妈怕我们饿着，时不时地让表哥们送来黄豆、番薯、萝卜等东西，母亲总是把这些东西分散送给邻居。她经常说一句话“好北人正好胶几” （潮汕语，意思是别人好自己才好）。印象中，谁家遇到难事了，他们总喜欢找母亲讨主意。谁家有丧葬婚庆等事，母亲都竭尽心力帮忙。至今脑海里还存留着这样的清晰画面：夏天的晚上，蚊子嗡嗡地叫着，邻居们团团围坐，中间一个碳炉，天气的闷热也驱赶不了大家喝茶聊天的兴致。我经常趴在母亲的大腿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母亲好客。但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必倾其所有，置办满满的一桌饭菜。每次趁着炒菜的时候，母亲定会悄悄嘱咐我们：“客人吃饭时，你们先出去玩，等客人吃完你们再回来吃。”这几乎是约定俗成，只要家里有客人来吃饭，我们便假装已经吃过了。在每个人都挨饿的时代，母亲为了让客人心无旁骛地吃好饭，只好委屈我们这些孩子。

  母亲从不信邪。有件事记忆特别深刻，二哥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们叫他民哥。民哥经常到我家玩，但那一年，他家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幸：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非正常死去，他妈妈因此病倒了，而他爸爸出差在外，还不知道家里的变故。春节临近，眼看着他爸爸就要回来，民哥的亲友请求母亲答应，允许他爸爸一下车先到我家缓一缓，再慢慢告诉他详情。大家怕民哥的爸爸一进家门，突然间听闻噩耗会接受不了。他们对母亲说：“如果按照乡里的习俗，提这请求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这大过年的会沾上晦气。”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为此让我们把屋子里外洒扫得一尘不染。民哥的爸爸在一群亲友的簇拥下走进我家的那个画面至今无法抹去。他爸爸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听了不到一半便“哇哇的”放声大哭，直哭得声震屋顶，声嘶力竭。那种成年大男人的哭声既碜人又悲凉，亲友也都默默地陪着抹泪，最后终于集体变成了无声的饮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