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里的过年

那时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年关是个欢庆的日子，对于大人来说，却是个愁日子。

往事如烟，呛得人泪流。“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好了，生活越来越富裕了。但现在的年味好像越来越淡了，人与人之间好像也没那时候情长了。”荐读作家刘福明先生的散文《童年记忆里的过年》，“愿我们能珍惜现在美好的时代，珍惜生命中的缘分，珍惜生活中给过我们帮助的亲人情，朋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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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我的童年，就像那个年代没有色彩的水墨画，苍劲，凄美。尽管过年对小孩子来说，是最盼望幸福和快乐的事儿，但在我的童年留下更多的是年味的艰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不到十岁。那时候，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过年就是过关，就是过难，常常因缺粮缺钱的事儿犯愁。当时农村流传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能穿新棉袄”“过年难，过年难，过年愁死庄稼汉”的民谣，是那时农村过年的真实写照。我的家，父亲在社教运动中被小人迫害错划为“四不清”，把房子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退赔了，加之兄弟姊妹多，生活困难，过年对于父母来说自然就更是“过难”了。 

 

记得那一年，眼看就到年关了，有的人家，孩子早已穿上新“毛窝窝”(棉鞋)、新棉袄；有的人家，早早地买回了肉、鞭炮、灯笼、香裱；有的人家，已开始蒸白馍，做豆腐，上油锅，小山村的上空已开始弥漫着年的味道。但我的家里，就像三九天的石头冰凉冰凉的，冰锅冷灶，杂面、窝头也很难吃饱，几乎到了接不开锅的境地。那时候，我已到了上学年龄，对日子的艰难已有所体悟，也常常看到母亲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悄悄地流下苦涩的泪水。过年本是喜庆的事儿，对于母亲倒像似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在母亲的肩上，压得喘不过气来。 

 

记得那年的腊月，正当母亲为过年发愁的时候，姨妈从二十多公里的家里专门送来年货，大米、大肉、粉条、糖果。母亲激动得流下热泪，和姨妈抱在一块久久说不出话来。姨妈给母亲说：“我知道你和娃娃的日子艰难，不说大人，娃娃没有一点年的气氛，这年可咋过哩。”我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姨妈送来的银丝一样的粉条，珍珠一样的大米，还有那裹着彩纸的水果糖，馋得直流口水。姨妈看出我是想吃糖，赶忙给我取了两颗，我高兴得像个小燕子，口里含着一颗，另一颗藏在裤兜里，飞一样的向门外的小伙伴们奔去。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里一直就不富裕，常常受到姨家、舅家的接济。过年常常是姨家送来年货，舅家送来粮食，使我家也能像其他人家一样，过上一个能吃上白馍，吃上大肉的新年。 

 

到了七十年代初，到处都在“农业学大寨”，进行着移山改河、人竞胜天的伟大壮举。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到处红旗飘飘，披星戴月，改河造田，就连过年也不歇息。母亲自然天天起早贪黑的上工，快到年关了，还没来得及准备我们姊妹过年的新衣服、新鞋子。 

 

记得那年的三十晚上，母亲劝我：“儿子，快点睡觉，保证明早让你穿上新衣服。”我半信半疑，实在扭不过母亲的催促上炕睡觉，可盼着过年的兴奋，像虫子一样萦绕在脑海，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直到半夜，看见母亲还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的缝衣服。我看母亲脸上带着倦意，倒了半碗水递到母亲手上，母亲微笑着：“快睡去，再过会就好了。”黎明时分，我被小山村贺年的第一声鞭炮声惊醒，一磆碌爬起来，看见母亲已靠在炕头睡着了。我知道母亲一晚上没睡觉，应该是刚刚才睡着的，希望她能多睡会儿。但我急着起床的慌张不小心把母亲惊醒，母亲说：“儿子，你看这是你的新衣裳、新鞋子。”我急忙从母亲手上接过来，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也体会到了母亲的心劳。母亲又说，“你先试试衣裳，这新鞋子还是前段时间你姨妈给你买的，长大后一定要记着姨妈对咱家的好。”我连连点头。从那时起，就一直把母亲的话放在心头，工作以后也经常去看望姨妈，也成了我一辈子报答不完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