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求学之师兄师弟│往事悠悠

1978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秋招，我考上了霍山师范学校。霍山师范座落在迎驾厂，位于黑石渡大桥东头的沙滩上，前身是文革时期改造“牛鬼蛇神”的“五七干校”，教室是平房，宿舍是毛竹撑起来的茅草棚，也叫防震棚，稻草房顶成了麻雀的天堂，整天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蚊帐和饭缸里常落有米粒大的麻雀屎。条件的简陋是现在莘莘学子无法想象的。我是霍山师范首届学生。这一届共招了来自霍山、六安、金寨、舒城四个县的81名新生，52名是应届初中毕业生，29名是下放或回乡知青，最大和最小的年龄相差七八岁。分语文和数学两个班，名曰小专科，培养中小学急需的语文、数学教师。我们语文班39人，有9人是下放或回乡知青考来的，还有两人曾是师生关系，代课教师和他的学生，两人一道考进了师范，成了同班同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同班其他三个同学形影不离、亲如兄弟，同学们都叫我们“四人帮”，也是因为我们四人曾扮演过“四人帮”。那是入学后的第一个元旦，学校组织了一台晚会，每个班都要出节目。当时粉碎“四人帮”时间不长，揭批“四人帮”的活动正如火如荼。我们语文班便出了一个揭批“四人帮”的表演唱《王张江姚现形记》，由我们四人表演。师弟徐敏长得条干帅气，演王洪文；师兄董玉骥曾是下放知青，年长几岁，有点“老谋深算”，演张春桥最为合适；师兄黄文清虽是“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但长得白白胖胖，一点也看不出农村娃的样子，演姚文元非他莫属。最奇怪的是他们三人一致推荐我演江青，而且演出后反响还比较好，可能是因为我身材小巧的缘故吧。一个月的排练，我们四人天天在一起，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的表演唱是元旦晚会最精彩的节目，在师范学校经久传颂，我们这个现实中的“四人帮”也成了校园一道风景，走到哪儿都引来无数的注目。或许正是这种自豪感，又进一步把我们四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如今他们三人都定居省城，唯有我身居六安，四十年来我们交往如初。

1983年，工作两年后我考进合肥教育学院进修。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合肥教育学院也是刚成立的专科学校，位于合肥市宁国路221号，前身是合肥市宁国路小学。我是合教院的第二届学生。一进大门左手的灰砖灰瓦平房是院部办公用房，办公用房后面新盖的六间红砖灰瓦平房，是我们中文班和上届的历史班的教室。全校就五个班，另三个班在马路对面的宁国路小学借教室上课。宿舍也是防震棚，所不同的是房顶盖的是油毛毡，虽然没有麻雀的滋扰，但夏天一晒，闷热难耐，而且气味难闻。我还算幸运，与其他九个同学被安排在唯有的两栋靠河边的平房宿舍，这也是我们中文班唯一一间平房宿舍。虽然河水的气味不太好闻，但比起防震棚来强了许多。因为是教师进修学校，所以同学年龄悬殊很大。我们中文班有40个安徽本地生，13个新疆委培生，年龄最大的老盛孩子都上了初中，最小的是位新疆女同学还不到20岁。我们寝室的十个人中最大和最小的年龄也相差十几岁。肥东八斗的老邵，孩子已上小学三年级，自称“一目十行”的巢湖王斌，正在筹办婚事，肥西上派的“吴妈”（详见后文）女朋友烫着菊花头，每次来都像在平静的包河投下一颗石子，引起一阵骚动。他们三人都有过下放或回乡的经历，我和其他六位师兄弟经历基本相同，都是初中毕业上师范。学中文的人可能有点儿“馊”，现代文学课讲到鲁迅《阿Q正传》后，有人提议把我们寝室起个名子叫“未庄”，并找了块木牌写上“未庄”二字钉在门头，意思是虽然现在住宿条件差，但“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搞出点阿Q精神来。于是“未庄”在合教院悄悄地流传开来。肥东撮镇的刘道扬喜欢讲过去如何如何，我们就把“阿Q”名号给了他，安庆的甘厚富见人就“好好好”地咧着嘴笑，有点“小D”的意思，肥西上派的老吴长得细皮嫰肉，大家一致公认他是“吴妈”。老吴的本名跟公认度不高的“阿Q”、“小D”一样渐渐被人淡忘，唯有“吴妈”在校园内外喊出了名。八四年冬天，“未庄”人突发奇想：自己烧菜，改善伙食。大家说干就干，实行AA制，购买了煤炉、铁锅、锅铲、菜刀和油、盐、酱、醋，向合肥的同学要了几百斤蜂窝煤票。一套家伙仨置办齐全，开始轮流值勤，两人一班，一天一转，只烧中午一餐。值勤同学上午最后一节课遛号，买菜烧菜。中午只要到食堂打份饭就行了。有时菜吃完了，舍不得锅里的油水，倒点开水涮涮当汤喝。一个冬天就这样热热乎乎、有滋有味地度过去了。我现在能做豆腐烧肉就是从那会儿学的。毕业后不久，勤奋好学特立独行的李传玺还写过一篇散文《未庄》发表在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