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顺河记忆（影像篇）

我生于1967年，能记起去看广场电影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吧。那时候顺河街上放广场电影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棉麻站地门前的老坟滩；另一个就是“大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顺河初中了。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包产到户，我爸我妈散工回来都不算早，但只要听说当天放电影，生产队队长都会提前散工。我爸妈到了家先让我们洗澡吃饭，然后让我和弟弟一起扛着大板凳去大学校占个场子。我还记得，那条长板凳是用一根杉木条子做的，不宽，很轻，我们刚好能扛得动。银幕挂在两根毛竹上，喇叭也拴在毛竹上。但竖毛竹的地方不完全固定，具体在什么地方，全看荣维林和“三把手”也就是那两个栽毛竹人的心情。有时我们把板凳整齐地摆在了上一次看电影的场地上，但荣维林一来，他随手一指：“毛竹今天搁这儿栽！”于是，我们像被无形的绳子牵着似的，又急匆匆地慌着移板凳。

 

电影内容大多是战争片，最熟知的当然是“三战一队”，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了。《小兵张嘎》却是我们这些孩子的最爱。有板凳坐并不能保证始终都能安稳地坐着看电影，因为四周围没有座位的观众不断地往中间挤，最后后排座位的观众也只好站在板凳上观看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即使站在板凳上也看不见银幕，只好跑到银幕后面去看，感觉也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方向相反，声音小一些罢了。电影场不仅是娱乐场所，在那个年代还是重要的社交场合。大姑娘、小伙子们躲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卿卿我我，互相传递着别人无法看清的信息。对我们来说，看电影就像赶了个大集，热闹与实惠并存，因为在昏暗的马灯下，电影场四周三角形纸包子瓜子，插在草把上的糖葫芦、炒花生和红皮甘蔗都是那么的迷人……但是，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只要放映员王先中喊一嗓子：“观众同志们，今晚电影还有最后一本……”带孩子的家长们立刻就会“毛孩”、“毛丫头”地大声呼喊着，赶紧把自家孩子收拢到身边，防止电影散场时走散了。说起散电影走散了，我还真的有那么一回。有一年，秋天放电影，放电影的地方不在大学校，而是在街北头的一块稻茬田上，稻茬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那天，因为爸妈有事脱不开身，我是跟堂哥、堂姐一块去的。那晚放的是什么电影，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晚天黑得很，我们又没带手电筒。散电影时，一开始我们跟着大人往公路走，走着走着不知怎么我和堂哥堂姐他们就走散了，只好跟在其他人后面，沿着公路往前走。越走人越少，最后只剩我一个人了。走到一座桥时，我才发觉不对劲，因为来时的路没有桥啊！我急忙到路边亮灯的人家问路，才知道方向走错了，我走到安城来了，心里顿时害怕了起来。那时公路没有路灯，也没有汽车经过，连路边的人家也不多。我只能抬头看天空中路两边模糊的树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这话是真的！一路上我大声地唱着歌，但还是感到后面好像有什么跟着，吓得自己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快到街上时，我爸妈拿着手电筒找了过来。见到他们时，我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哭腔。那年我虚岁十岁，读小学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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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要买票了，放电影不在老坟滩了，也不在大学校了，而是改在了老乡政府的“公社大礼堂”。放电影的人为了防止有人逃票挤进电影院，他们在入口处的门两边各砌了一个有一人高的砖墩子，上面还做成了锥形。即使是这样，在鼎沸的人声中仍然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从砖墩上翻进去。“公社大礼堂”原来是公社开大会的地方，所以电影银幕就挂在了主席台上，观众席的前排是一些破旧的长椅子、长板凳，后面几排座位就是两头搭在木桩子上的一根根长毛竹。夏天，电影院里烟味、酒味、汗味充斥整个空间让人窒息，看一场电影往往让人汗流浃背，头昏脑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