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本放：父亲 | 父爱如山

年少时对父亲的记忆是难忘的。我们兄妹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是以生产队为主体的生产组织，一家担子都压在做户主的男人身上。我们家劳力弱，家里家外全靠父亲一人操持，生活很是清苦。父亲大字不识一个，勤劳朴实，寡言稳重，生产队里便让他当现金保管员。一天，我幼小的三弟患了急性脑膜炎，急需转到有条件的大医院就诊。夏日的晚上，邻里听说了我三弟得了大病，都过门来看看，问这问那，走时顺手掏出十元八元递给父亲。父亲没有过多感激的话，有的只是焦急和无奈的眼神。来人走后他很快便收拾收拾东西，连夜挑着三弟的木制摇篮和被子，孤身一人摸黑徒步赶往离家百里外的六安为我三弟治病。父亲整整在医院煎熬了两个多月，为三弟治好了病才回家。人心总不会一样的，父亲开始离家走后的第二天，有人冷言冷语说我父亲是队里保管员，生产队有几个钱可能都被父亲拿去给孩子治病了。性情一向刚烈的母亲听此传言，气呀急呀，急急地找到队长和会计，问清队里的现金情况，从家里搬出一只黑红漆脱落的旧木箱，那是清朝宣统年间我祖母的唯一嫁妆，也是父亲用来保管队里现金的箱子。母亲让人用钢锯条锯断箱子的锁壁，当众打开箱子，里面的现金分文不少。父亲没有文化，但多年从事着农活，积累了一些生产技能，头脑好使，算账算得很快。有此特长，大伙一个劲的推荐父亲当司秤员。到了秋天，队里和农户结算后，需要分配农产品，几个人在一起，当会计员说出哪户几口人几亩地“吧哩吧啦”拨打算盘时，父亲总会早早地说出准确的分配数字，这令父亲感到很是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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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位责任心很强的家主，实行了土地包干生产责任制后，我们兄妹几个都上了学，他的负担更重了，母亲长期有病，农活全落在他一人肩上。父亲和其他农民一样，总是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地忙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大多没有和我们一起吃过饭，总是在我们吃了饭后他才从地里忙罢回家。父亲很关心我们的读书，常常唠叨着要我们用功。每当开学前，就要为我们兄妹盘算着凑齐学杂费。是的，做为一位普通的没文化的农民，除了能在子女面前唠叨，让子女在校读书不挨饿挨冻，还能怎样呢？！

最难忘的是我接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你打算哪天去学校？”终于一天午饭后父亲问我。“我想后天去。”我没考虑地回答。“不能在家多呆一天吗？”父亲注视着我。“开学事情多，还是按时去吧。”听我这样说，父亲低声道：“好吧，不能误了上课，到校就来信，需要啥就讲，不要为生活分了心。”说完他用多年来那带着歉意和愧色的眼神望着我，好像我这一去十年八年不回似的。夜里父亲睡不着了，平时很少用烟的他却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吱、吱”地吸起了烟，伴着他那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鸡才叫二遍啊，父亲趿拉着鞋，踏着月光出了门。“他现在又要下地犁田吗？”我疑惑起来，尽管父亲常有起“午更”的习惯，可离天亮还早呢！望着父亲的背影，我站在门口猜想着。他到村前的渠堤上站住了，又转着圈儿用手把着我家的那两棵大杨树，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量着，我一下子明白他要做什么了，知道他此时正为我上学的费用发愁，家中凑不齐那些费用啊，父亲狠着心要把那两棵留有别用的树卖了。

 

第三天，我是踏着黎明前的月光走上征途的，母亲把我喊起的时候，还是满天的星斗和半床的月光，我含浑不清的接过父亲递给我的一盆凉水，在院子里洗了脸，捧起的每一捧水里都有一个残缺不全的月儿。我抖一抖衣裳，跺跺脚，踏着月色起程了。送别的情景当然是冷冷清清的，我没有大背囊小包裹，穿的戴的，大体仍旧，只有一件是新的，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那是母亲和堂姐连天加夜为我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