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的治国方略，这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结晶，更是国之所需，民之所幸。

周文王以德治国，秦始皇以法治国，前者成功后者失败。如果搞形式至上的儒教，貌似以德治国，加上落后的体制，必是误国，如明朝。

我国在明朝万历年间是一个群星涌现的时代，诞生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科学巨人，孕育了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王阳明等大思想家，更有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和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其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更强，但，只是昙花一现。

明朝一个时期在世界史上曾经辉煌过，走下坡路的拐点是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见微知著，用显微镜观中国大历史，新角度剖析出明王朝必败的命运，亡明的原因非三大战役，而是落后的体制。

明朝皇帝多奇葩，有吃货皇帝，蛐蛐皇帝，修道皇帝，木匠皇帝，懒惰皇帝。懒皇帝是朱翊钧，30年不上朝，原因是废长立幼未遂。他想立最喜欢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因不符合儒家礼法，遭到文官集团反对。心愿未达，耍起性子，消极怠工，不朝，不郊，不庙，不见，不批，不讲，深居后宫花天酒地。

这些话如果在430年前说，午门前仗梃八十棍不说，小命是否能保很难说。

说他“懒”，他可能不服：“把诺大的一个国家交给我10岁孩子管理，我容易吗我？为求雨，大热天我步行来回去天坛。为指挥宁夏，西南，朝鲜战役，我殚精竭虑，夜不能眠。张居正老儿管我太严，连写书法的自由都没有，司礼太监冯保拘紧我，动不动向太皇后打小报告，太后稍不满意就训斥我。20000名文官集团动辄拿“四书五经”压我。我人前荣耀，殊不知，我像个木偶一样活着，唯一懂我的是郑贵妃，立她儿子是太了有何不可，历代废长立幼的多了去了，为何常洵就不可？”

仿佛听到朱翊钧有满心的委屈在诉说，口气也如同10岁的孩子。的确，在文官集团把持下，万历皇帝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也许，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选择了沉默，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少年天子也曾意气风发，励精图治，进行大刀阔斧经济改革，外廷有张居正辅助，内宫有冯保协理，一度出现“万历中兴”景象，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但荒政的结果是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国家机器运转步履维艰，后果毋庸置疑。

 

 

 

定陵在北京大裕山前静卧了430多年。价值连城的地下宫殿陪葬品，汉白玉石椅，纯金丝的皇冠，加上地面巍峨建筑尽皇家权势。遥想当年的某一天，朱翊钧曾来陵地，一个20岁的青年来看自己的葬身之地，他有着怎么感受？我曾站在华丽的大殿前，宽阔的宝城墓内浮想联翩，体会着他是荣耀还是悲凉？我感受到的是沉郁和窒息。他一定想过百年之后的荣耀，但，万万想不到的是338年后，他和两位皇后的遗骸被红卫兵抛出被焚烧。疯狂的时代，没有理性和人性。不料，过程中遇到一场暴雨，连尸骨也荡然无存。挖掘定陵是一场错误，遗憾难补，不懂考古的我，站在那个初秋的旷野扼腕叹息。

第一次考古发现，朱翊钧遗骸两条腿一长一短，他不上朝一个原因似乎有了另一个答案：朱翊钧有腿疾朝会时，总不能在大臣的目光下，皇上一瘸一拐地走上龙椅吧？

毫无疑问，张居正是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带着神童的光环，23岁考取进士，一年连升7级，46岁成为大明帝国的掌舵人，他出身草根，靠制度的平台，成为集皇权与相权与一身的人，他属于逆袭的屌丝，最成功的读书人，最牛的CEO，他是权谋家也是改革家，推行“一条鞭法”发展经济，实行述职考评法，改革吏治，首辅十年，殚精竭虑，国库渐丰，民生日隆。张居正不是完人，他善权谋，刚愎自用，打击异己，被动奶酪者怨恨亦深，万历对他依赖又怨恨。某一天，他父亲突然去世，万历批准他可以不回家守孝三年，即“丁忧”。这有违于儒教礼法，机会来了，文官集团抓住瓠隙弹劾张居正。万历不念旧情，派人抄家清算，结果家中并无传言夸大的家产。“丁忧”事件充其量是礼仪问题，文官集团的官员们添醋加油把它演变成政治斗争。